政党体制通常是指在一国之中, 各政党之间互相依存的形式和模式。民初, 中国人开始了合法的政党政治活动, 但政坛上随即出现了党派林立, 争斗不休, 政局混乱的局面。如何使政党活动向着规范化、和平化方向发展, 政党体制选择成了各派政治家、思想家关
切的重要问题。本文试图对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见解与活动作一考察, 以期说明政党体制无论是过去, 还是现在, 绝非人为选择和“创造”的结果。
“多党制”摒弃及理由
“多党制”一般是指一国之内多党并存、势均力敌、竞相执政的政党体制形式。它往往出现在传统集权体制向近代多元体制迅速转变的时期。尽管它在各种政党体制形式中表现出能使公民意愿得到充分表达的优势, 但在这种政党体制下, 党派繁多、党争剧烈、内阁更替频繁、政局动荡不安等弊端也特别明显。
近代中国人对“多党制”一直持摒弃态度。民国之前, 梁启超就将暴力革命、共和政体、多党林立、政局动荡四者联系在一起考虑, 还特别以法国为例说明“多党制”的弊端。“在小党派林立之国, 其议院所谓多数少数者, 一岁之间, 恒三盈而三虚, 而政府亦变置如奕棋。故执政者不得不伺人色笑, 乃至枉其政策以求容, 其黯者则曦群党相阅,而自收渔人利已耳。法之现象, 殆若是已, 如鲤在喉也。”[1]川他以此来敬告国人,倘若中国有朝一日采用暴力手段推翻现政权而建立共和制, 那么议会之内“党数必过百, 而最大党所占无过二三十,而一党得一人者乃最多”,“若用为指挥主动机关以左右政府, 苟其采法国制,则侠旬之间, 内阁可以更迭十次”。“信如是也, 吾不知政府复成何政府, 国家复成何国家也”。[2]
民国初建, 党争混乱, 康有为又以法国“多党制”的弊端告诫国人, “法党将近二十, 总统任期必七年, 而宰相随党势以变易, 总统与宰相之同党, 如日月食之相逢也。夫总统既为公举, 必有才望者也, 人之意见, 必难强合, 既不同党, 则总统与宰相多不合, 而常率小党以牵挚之, 故法宰相岁数易, 鲜能得半年者, 或三四月而已易也。”由此他得出结论二在中国, “要而论之, 党少者国安, 党多者国危, 党尤多则国可亡”。[3]
革命民主派也同样反对“多党制”。在清末, 尽管他们对杀人流血、如火如茶的法国大革命给予了热情讴歌并极力效仿, 但是, 民国之后, 他们对“多党制”并不欣赏, 只是没有专以法国为例予以说明, 而是从政局稳定、人才集中、国家统一、社会发展等方面述说“多党制”的危害。“比及破坏告终, 建设之事, 不敢放置, 爱易其内蕴, 进而人于政党之林。时则俊士云起, 天下风动,结社集会以谈国家事者比比焉”。“凡此诸党, 薪向所及, 无非期利国福民, 以臻于强健良善之境。然而志愿虽宏, 力行非易, 分道扬镰, 艰于整肃。”“且一国政党之兴, 只宜二大对峙, 不宜小群分立。”[4]基于这样的认识, 1912年8月,同盟会通过弱化意识形态, 强化实用功、利指向的方式, 以自己为中心, 集合其他政团、政党建立起民初第一大政党一一国民党, 以期在不久举行的国会选举中获胜。
“两党制”理想和“创造”
“两党制”在近代一度被人们认为是一种理想的政党体制形式。它具有保证选举效率, 防止权力腐败, 保证选民的利益, 维持政局稳定和社会安定等优点。国外政治学说中有关“两党制”优势的论述, 以及英、美、日等国“两党制”的实际运作状况, 倍受当时的人们关注。
在清末, 立宪派人物黄与之就指出二“凡一国党派之成立也, 必有激烈、温和二派。” “此两派者, 貌似相反, 而实相成。无激烈派而仅有温和派, 则事物进步必流于缓慢又使一国之中, 无温和派而仅有激烈派, 则事物之秩序必即于紊乱, 故曰相成也。” [5]梁启超竭力赞扬美国的“两党制”,“质而论之, 则遮党者自由之木铎也, 而哈党者秩序之保障也。此两义之在政治界, 如车之两轮, 鸟之双翼, 缺一不可, 而美国卒以此两者之相竞争, 相节制, 相调和, 遂以成今日之治。而国民对于此两党之感情, 亦随时为转移。”[6]
民国初年, 政党体制选择进人到了实际操作阶段。无论是立宪派, 还是革命派都对“两党制”作了肯定。孙中山认为, 只有实行“两党制”, 才能真正达到政党“为国家造幸福, 为人民谋福利”的目的, “盖一党之精神才力, 必有缺乏之时, 而世界状态, 变迁无常, 不能以一种政策永久不变, 必须两党在位、在野互相代替, 国家之政治方能日有进步。”[7]康有为也认为,“以大党立朝则党势坚而行政强, 以大党在野, 则朝党不敢专制为殃。且政党者, 必持其一政策也, 而时势变易, 前策或未有宜者, 他党代之, 策适以相反而相补救, 于以救国缅民, 适得其和”,“故国宜有两政党而不可多政党, 宜有大政党而不可多小政党也。”“二则强, 少则存, 多则弱,极多则亡。”[8]
虽然“两党制”的优势为人们所认同, 但这丝毫改变不了民初政党“党中有党, 派复见派”, 内争外斗, 无止无休的状态, 因此, 一些“聪明才杰”之士提出了在中国“创造”“两党制”的设计方案。
“毁党造党”提出者章士钊对此作了解释, “毁党造党云者, 乃今之政党自毁其党, 相与共同讨论, 以求其适于己之纲领, 而因就政纲而再造为党之谓也。”[9] 基本方法和步骤是由政治家根据哲学家澄思渺虑的国家发展大计表明自己的态度, 而后确立治国安邦的纲领政治家在制订自己的政治纲领时, 必须抛弃过去的党见, 把政治纲领看成是个人的见解, 不受他人的影响若干这样的政治家相约而聚, 本着对国家、国民负责的态度, 就涉及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开一次研讨会, 各抒己见, 交流看法只要这种研讨会一召开, 与会者所讨论的每一个重大问题都会有正反、可否两方面的意见, 并且问题越多, 可否之数越大, 最后大家根据正反、可否意见进行总结、归纳, 如有出人, 则根据问题的轻重大小进行取舍, 最终形成两大派系, 进而成为互相对立的两大新的政党,“两党制”也就得以实现。“毁党造党”能否成真, 关键在于参加研讨会的政治家们是否愿意自毁己党是否愿意放弃自己的政见, 而屈从他人的主张是否会在新的政党活动中服从他人的指挥。章士钊希望“如当今贤豪, 肯发大愿, 颇不以此策为绝对不可能也。”[10]
“政见商榷会意见”程德全就是章士钊所寄望的“贤豪”。1912年5月27日, 他倡议组建的“政见商榷会”在上海正式成立。该会认为, 民国初建,国家的发展依赖于各种人才齐心协力,但党派的林立、竞争, 造成了人才的分散、零落。但就当时的局势而言, 任何一个党派的领袖和政党都没有能力将全国各种人才召集起来。因此, 只有先成立一个研究会性质的组织, 召集各党派的政治家们“在此自由研究、互换智识。”“政见商榷会之组织, 此其意盖有两端一调和各党之意见一就各党之意见, 互相商榷, 立论务准以国家,绝于真理。冀于各党之中, 收无党之效。”[11] 但是, 程德全并没有明确提出“政见商榷会”是实现“两党制”最佳途径, 倒是章士钊把它看成是“毁党造党”得以实现的最好方式。“记者所拟毁党造党之途径, 乃先取消各党之党籍, 收取各党之精英, 联为一团, 号曰‘政见商榷会’。就而讨论国中重大诸问题”,“讨论之结果, 会员之主张, 必集于正负两面, 于是就正负之点, 制为党纲, 而立为两党焉。”[12]“政见商榷会”虽以“集各政党, 商榷政见, 联络感情”为宗旨, 但由于发起的人观念各异、党派不同, 所以成立之后也无所作为,在其后激烈的党争派斗中很快消声匿迹。章士钊冀望通过它来实行“两党制”愿望随之落空。
“铸党”这是由黄远庸在1912年8月提出来的。他认为,“因全国之党皆伪”,“故政党之改造, 实今日危急存亡问题也”,“记者之主张, 在就现有之党,分合之为二大政党, 既不主另造, 亦不主毁党。”[13] 而为“铸党”,“求造真正政党”。所谓“铸党”就是将现有的政党、政派按其政治主张或政治倾向进行分类, 而后再作“熔合”,“造就”出且大且新的政党, 终而成为两大党, 形成“两党制”。实现“铸党”计划必须具备两个条件, 其一要有“全党崇信之首领”, 该首领须有“卓越之手腕知识”、“在全国有相当物望”、“坚巨卓绝之精神”。而中国当时各党派的领袖人物与之对照,各有很大的缺憾。因此, 他们应当放弃各自为战的幻想, 诚心诚意地在政治活动中拥戴一“绝对领袖”其二要在中下层民众中制造政党舆论, 使党见成为民意, “国民意志对于立国政策, 有两种不同之舆论, 则有两种之政党。”[14] 如此, 则“两党制”就会变成现实。但民初的政党并没有朝着这个方向向前发展。
从上述列举的“创造”“两党制”的三种设想看, 章士钊、黄远庸的想法可谓书生之见, 而程德全则是另有打算。而章士钊等人在说明“ 两党制” 合理性和优越性时, 其认识基点建立在两种设想之上其一, 两党都必须以“国利民福”为立党宗旨和努力目标其二, 它们的活动手段必须光明、和平、公正, 互相之间能够宽容、博爱、忍让。但在一个没有法治传统和现实法律保障, 而一味地相信和依赖于人们“良心”发现的社会里, 这些设想只是一种空想而已。
“三党制”弱者的幻想
在近代西方政党学说中,“三党制”只是一种理论假设。提出者设想议会中有势均力敌、各不相让的两大政党,第三党以打破均势的力量出现, 或与其中的一党结盟, 成为议会多数或趁机调整自己的政策, 进而成为优势党。
1912年10月, 处于政治劣势的民主党就是以“第三党”的面目出现的。它的发起人在解释“三党制”时, 首先对政党按功能形态进行了类属划分,“各国政党, 其以国利民福为目的也相同, 而其所以达此目的之手段, 则有种种焉。力求自掌政权, 以实行所怀抱,此一种也。不汲汲政权之竞争, 而对于政府, 常尽严重监督之责, 此又一种也。注内力以普及政治智识, 传播政治信条, 巩国家之根基, 为政体之保障, 此又一种也。”[15] 这种将同一政治共同体内的政党分成“政权型”、“监督型”、“教化型”三种不同形态的划分方法, 既不符合常理, 也与事实相悖。因为政党从其本质上说是围绕国家政权而展开活动的政治团体。上述“政权型”在朝、“监督型”在野只是对政党在某一特定阶段与国家行政权力关系远近的说明, 而“教化型”只是对政党在政治社会化活动中表现形式的描述, 它是任何类型的政党都具有的一般性功能。
民主党的领袖们依据他们对当时政治形势的分析, 认为在当时的中国,“政权型”的政党即单独由哪一个政党执政是不可能的, “监督型”的政党因为实力所限也难成现实, 所以他们将自己的政党定位在“教化型”上, 提出以“普及政治教育”;“拥护法律自由”,“建设强固政府”;“综核行政改革”;“调和社会利益”[16] 为本党纲领。这当中, “普及政治教育”是他们标榜的与其它政党相区别的重要标志, “建设强固政府”则清楚地表明了民主党与袁世凯集团的关系。
尽管民主党宣称自己“无权利之心”、“不争政权”、“无歧视他党之心”,但实际情况恰好与之相反。它或在议会中与共和党联手对付国民党或借助袁世凯的力量, 利用共和、国民两党之争,以图自成优势党。其骨干人物刘崇佑的一段私人谈话内容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彼一短命, 此一短命, 待人人视组阁为畏途, 或知其难时, 吾党再取而代之,易如反掌。”[17]因此,所谓“教化”是假,争“组阁”才是真。民主党提出了“三党制”设想,试图使自己的党化弱势为强势, 但最终还是以失败而告终, 不得不宣布解散而并人进步党。
“ 二次革命” 失败后, 国民党走向
四分五裂, 滞留在国内的该党党籍议员
为保存自身实力, 维护共和宪政权威,
以与袁世凯和公民党势力抗争, 于
1913年10月5日成立大中党。该党坚持“政党政治”原则,但反对“两党制”,认为民国以来“夫党争罪恶, 起于两大政党各走一极端。或过或不及, 皆未人于宪治之轨道。缘是而小党蜂起, 大党与小党参伍错综之间, 适与时势之坎坷相凑, 泊险象愈见, 政党遂几为全国所垢病。不知国情民习, 苟无自然两派之分野, 强指两党分歧, 不求所以集中而统一之者, 皆足适亡国之罪而有余也。”[18] 他们以英、美、法、奥等国的政党政治发展趋向为例, 认为“三党制”是政党政治的最为理想的体制模式, 希冀在国会中形成进步、公民、大中三足鼎立之势, 而以大中党为政治之中心势力, 调节其他两党的关系, 以“巩固共和”,“保持统一”。就在大中党成立个多月后,袁世凯解散了国会, 该党议员被遣散回原籍, 从此它的活动也就堰旗息鼓。
“一党翻”真实的追求
从世界政党发展的历史看, “一党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出现的一种政党体制形式, 它通常是指一国之中仅存在一党, 或者虽有两党或多党存在, 但只有一党起主导或领导性作用。然而在此之前, 中国的政党组织者们却在很大程度上就有了“一党制”的设想和追求。
在《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中, 革命党人将革命的进程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期为军政府督率国民扫除旧污时代第二期为军政府授地方自治权于人民, 而自总揽国事之时代第三期为军政府解除权柄, 宪法上国家机关分掌国事之时代。”[19] 在这三个时期中, 军政府是革命的领导者、恢复的组织者、建设的指导者, 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唯一中心势力。而“军政府”又是由革命党人组成的, 其它政治力量自然不在其中。在“宪政”开始之后的“国民会议”中会不会出现其它议会型的政党革命党人当时尽管没有对此做出直接的回答,但是在清末他们对议会型政党一直持有反对态度。因此即使在“宪政”之后, 革命党人仍然认为自己在未来政治生活的中心地位, 不言自明。在民初, 尽管革命派将自己的组织公开化, 并组建了公开的政党尽管他们也主张党际之间应以和平光明的手段实现“政见”之争。但是在现实斗争中, 情绪化的“意见”之争, “意气”之斗却不断反映出来。透过这种情绪化的反映, 也可以看出他们以我为中心的“一党制”倾向。在国民党成立之时, 宋教仁说“然自斯而后,民国政党, 唯我独大, 共和党虽横, 其能与我争乎”。[20]
同样, 维新立宪派人物也有他们的“一党制”考虑。在清末, 他们的政治理论逻辑是中国的存亡系于立宪, 而立宪政体“非政党不能运用”,政党功能实现的途径以英美式的“ 两党制”为最佳。在他们的设想中, 由维新立宪“激进派”组织而成的政党, 在未来的议会政治活动中一定会占据优势, 主导着中国的前途命运。同时, 在他们看来, 革命民主派的组织是“芳民”团体, 不是“堂堂正正”的政党, 在立宪体制下, 根本没有它们的立足之地。到了民初, 旧立宪派人物视革命民主派组织为“乱暴派”、“暴民社会”、“横行骄赛之新贵族”，把与他们的斗争视为首要任务,“本党共和党对于横行骄赛之新贵族, 常思所以制裁之, 使不得逞气“暴民政治之祸更甚于洪水猛兽, 不可不思患而预防之。”[21] 自身力量犹嫌不足, 便拉上“ 官僚社会”联合对付“乱暴派”。同时, 在他们看来, 较之“官僚社会”,他们有“新”的方案较之“暴民社会”,他们有“稳”的计划。他们的组织是中国社会的中流砥柱, 中国的未来舍我其谁。
应当指出的是, 正是由于革命派和立宪派均存在“ 一党制” 的追求, 存在以我为尊、为先、为大、为中心的设想,因此造成了他们在清末势不两立, 在民初冰火不容的局面。同时, 他们内部的各种组织也在不同程度上有着同样的追求和设想。这是造成民初中国党争不已、政局动荡不安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历史的发展情况看, 民初中国人对政党体制的种种选择和设想最后都失败了。这说明政党体制绝非人为选择的结果, 而是由一定时期国内经济结构、阶级分成、政治力量对比和历史文化传统等多种因素自然发育而成的。戴季陶当时就指出“ 无论何国, 凡其政党之成立, 必有历史上之原因。若成为对峙不相下之两党, 尤必有最深之历史关系。而此种历史之关系, 必由思想上、社会上、政治上种种方面之原因结果,累积而成。此必然之事也。”[22]只是戴季陶没有, 当然也不可能从经济因素分析政党体制的成因。当今中国实行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 与上述人为选择的几种政党体制形式完全不同, 是由当代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历史等多种因素决定的, 是历史的必然和人民的选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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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章士钊.政见商榷会之片段.独立周报[J].第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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