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21世纪知识分子政策需要与时俱进。在政治方面, 要科学对待阶级属性和淡化官本位意识, 实事求是地分析知识分子的政治角色; 在改造方面, 要深刻反思历史上的改造问题, 要遵照历史适应性的原则, 当代尤其要注意与市场经济相适应; 在待遇方面, 要从过去的由政府包办的做法, 转向主要依靠市场和社会解决。
【关键词】 知识分子; 阶级; 改造; 待遇
知识分子是一个不断壮大的阶层，在21世纪上半叶中国现代化建设中将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何制定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 既需要总结历史经验,又需要前瞻未来, 在各个方面进行探索和创新。
一、政治方面: 科学对待阶级性
中国知识分子有很强的政治参与传统。中国最早的知识分子称为士, 封建时代知识人的主要形态是士大夫, 也就是官员。孟子甚至说得更明白一些,” 士之仕也, 犹农夫之耕也”, 也就是说从政是知识分子的专业。
知识分子从政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很盛。当时天下纷乱, 各路诸侯为了在弱肉强食的争斗中生存和发展, 大量收罗因社会变动而流落的知识分子, 利用他们的才智, 为诸侯斗争服务。在中国大一统之后,知识分子逐渐从体制上纳入了从政的道路。科举制度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招募重要官僚的主要途径, 中国知识分子开始了长久的官宦道路。自隋唐到清末1300年的科举制度, 读书、中举、做官是主流知识分子三位一体的人生轨迹。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继承历史传统, 在中华民族面临危亡的大背景之下, 从政的愿望得到了进一步加强。近代知识界的著名人物中, 康有为、梁启超是学者加政客; 胡适声称不谈主义, 仍不免走上政治的前台; 鲁迅没有在政府和政党中任职, 但他早年留学弃医从文, 有计划阅读两类作品: 一类是其国家被外国占领和遭遇分裂威胁的作家作品; 一类是表现出个人精神和意志力量的作家作品。这就明确地显示了鲁迅的抱负。
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中, 知识分子是积极的参与力量。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五四”运动, 知识分子是其中的先锋分子。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许多就是在这批进步的先进分子中产生的。在中国面临日本威胁和丧失东北大好河山的紧要关头, 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知识分子掀起了抗日救亡的”一二九”运动。抗战时期, 许多知识分子受到中国共产党的感召, 参加了革命。新中国成立后, 知识分子虽然在政治运动中沉浮, 然而从政的欲望一如从前。知识分子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对近代中国的启蒙与救亡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新中国的知识分子政策侧重于政治上考虑问题。这个偏重政治的政策有两个突出的特点。
首要的是强调知识分子的阶级性质。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毛泽东对中国社会的各个阶级进行分析, 将其作为革命的首要问题。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一再对知识分子进行阶级定性。1956 年中央专门召开知识分子会议, 认为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 中国知识分子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 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 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随后由于”左”倾的干扰,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思想, 未能在实践中得到始终的贯彻。毛泽东认为许多知识分子是从旧社会过来的, 出身于非劳动人民家庭, 解放前受着资产阶级教育, 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 因而他们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阶级定性几经反复, 直到粉碎”四人帮”后的拨乱反正, 才正式确认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 进而认定他们是工人阶级中与先进生产力相联系的一部分。
另一个则是强调知识分子的政治使用。入党的比例曾被看作是知识分子政策的晴雨表。中共中央1939年的《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决定指出: 在长期的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 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 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 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 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 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革命的统一战线。这个时期共产党注意从先进的知识分子中吸收党员。比如, 1938 年5 月到1939年5月间, 陕北公学关中分校的3000 多名从各地投奔延安的青年学生中, 共发展1 500多位入党。新中国成立后, 1956 年周恩来在《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 特别谈到要改善知识分子的政治待遇, 要消除许多单位对知识分子的政治生活不关心的现象, 指出在知识分子中吸收党员, 应该作出计划, 要求到1962年党员应在高级知识分子总数中达到1 “3左右。与入党相一致的是提干, 将知识分子特别是学有所成的知识分子提拔到党政领导岗位,安排在各级人大和政协之中, 也被作为重视知识分子的重要措施。20世纪80 年代初期, 在干部知识化的潮流中, 大批知识分子走上了各级领导岗位。这种做法在相当程度上成为是否重视知识分子的一个定势。
然而在时代的变迁中, 过于强调政治特别是把政治主要归结于阶级分析或者当官的政策需要重新审视。就21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政策的发展方向来说, 应当适当淡化阶级归属。
阶级属性对于知识分子当然是重要的。阶级分析是历史唯物主义认识社会的重要手段, 是共产党知识分子政策的基石。这种分析的正确使用, 是我们在重大问题上作出正确决策的基础。但是, 知识分子的阶级问题具有特殊的复杂性, 在他们属于什么阶级的认识上很难达到统一。在中国特殊的背景下, 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分析更容易出现偏差。其一, 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色彩较浓, 比较看重人们的思想倾向, 也容易以此判断知识分子的阶级归属。其二, 中国是一个有很长封建传统的国家。封建的传统就是看重个人的出身, 血统论、出身论在阶级分析上有一定的市场。由于这些影响, 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分析容易出现偏差甚至是错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的一个时期, 比如党的六大, 曾片面强调领导干部的工人成分, 结果是工人身份者任党的总书记,损害了中央的领导和组织能力。新中国成立后的对知识分子阶级分析的几次反复, 都与过于强调阶级并且又把握不准有关。
中国对知识分子阶级分析上存在的各种偏差和错误, 已经认识得比较清楚。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正确地解决了知识分子的阶级归属问题, 为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奠定了前提条件。然而, 另外一个问题可能注意得不够, 那就是把知识分子的阶级归属看得过重, 从而将许多需要具体分析的知识分子政策问题归结于阶级问题。这就导致了一旦在阶级分析上出现争议和偏差, 就会严重影响整个知识分子政策。这种过于看重阶级的不良倾向容易走极端:一旦认为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或者小资产阶级, 就对知识分子全面否定和大加鞭挞; 一旦把知识分子归属工人阶级, 就对知识分子不加分析地片面颂扬。这些就是没有看到知识分子本身的复杂性, 没有看到时代的新发展, 而将知识分子问题简单化、标签化。
21世纪有必要适当淡化知识分子阶级归属问题。其一, 社会主义社会中, 阶级本身的意义在缩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设想社会主义是一个消灭了剥削阶级, 并且逐渐消灭阶级差别的社会。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 消灭了整个剥削阶级。中国的两大基本阶级是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但社会主义社会中, 阶级本身的意义在变化, 其政治上的意义在缩减。当今所谓的阶级在某种含义上只是职业的标记。这与革命时期或者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情况是不同的。不注意到这种时代的变化, 夸大阶级的意义, 就会出现偏差。其二, 知识分子是一个具有弱阶级属性的阶层。它的阶级属性本来就没有其他基本阶级那么强, 而且他们在阶级属性上有一定的可塑性。从弱阶级理论出发, 过分强调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 然后以这种粗糙的定性划分去给知识分子贴标签, 无论是强调其先进性, 或者是强调其落后性, 都是不可取的。对于中国来说, 21 世纪适当淡化属性问题, 更多地就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 是预防在知识分子政策上出现偏差的一个有效的方法。
受中国传统影响, 重视知识分子往往归结于做官。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得意或失意, 主要是官场上的得意与失意。做不做官, 官大官小, 成为知识分子是否成功的重要坐标。当代知识分子的变化和政治发展的新情况, 都在冲击着这个传统。当代知识分子的群众化趋势, 这样众多的知识分子不可能都去做官。知识分子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广泛领域, 其主体部分不是也不可能是官员。这与封建时代知识分子以士大夫为主体是迥然不同的。当代开辟了众多的知识分子参政渠道, 即使是参与政治, 没有必要一定要从事行政工作不可。知识分子可以以公民的身份通过民主渠道参与政治。一些知识分子还可以利用专家的身份, 广泛参与政治。另外还有发达的传媒等。这些参与政治的方式, 对于一些专业知识分子而言, 是合适和有效的。
重视知识分子, 不能同委以官职划等号。其实,作学问与做官的范式并不相同, 甚至有些相悖。马克斯·韦伯在关于学术为业和政治为业的两篇著名演说中, 曾精辟指出两者的区别。比如, 知识分子的执著和对真理的探求需要冒一定的风险, 行政人员则遵从行政纪律但不必承担政治责任。有成就的科学家的长处是对某个问题作过深入的、长久的研究和思考, 对专业问题有深度。而行政人员由于工作性质, 往往必须在短期内广泛思考许多东西, 综合各个方面的利益, 解决面临的问题。他们应该是应变的能手。虽然的确有些知识分子具备行政才能, 能够胜任领导工作并且取得不俗的业绩。但是, 不是所有有专业成就的知识分子都能很好地从事行政领导工作。从总体上, 将重视知识分子与他们的做官联系起来不符合时代的潮流。西方有些国家在这个方面处理得恰当一些。他们对知识分子很少以官职或者级别之类的标准去衡量, 而把专业放在第一位。
二、改造方面: 增强社会适应能力
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进程中, 有过对知识分子的改造。这种改造的客观依据是知识分子在精神上、政治上和生活方式上有着与普通工农不同的特点。新中国成立之初曾系统地提出了对知识分子进行教育和改造, 并拟定了改造的若干原则。比如, 知识分子的思想转变必须通过本人的自觉, 并且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改造的方法要和风细雨, 不能用粗暴的方法; 自我改造的道路是通过对社会生活的观察和实践, 通过自己的业务实践以及一般的理论学习。建国初期对知识分子的改造, 取得一些成果, 帮助许多知识分子克服了遗留的旧思想, 在社会变革中迅速实现思想上的转变, 从而更自觉和更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然而, 所谓改造知识分子问题必须从更高和更广阔的角度去审视。
其一, 并不是所有的特点都需要改造和能够改造的。如果改造的目的是消灭知识分子特点, 使他们向同时代的其他阶层靠拢, 那么这种改造就很成问题。在每一个社会, 不同的社会群体存在不同的特点是客观的。社会的丰富性正是由于这些不同特点所构成的。在人类发展的进程中, 劳动分工的不断深化, 社会不断分化出各种群体和阶层。各个阶层的特点是在不同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基础上产生的。这些特点有其客观的基础, 并不是可以主观随意改造的。对于知识分子众多的特点, 也是无需改造的。如果强行进行这种改造, 就会扭曲知识分子的人格, 损害他们作为知识分子的社会功能。这种教训是深刻的。
其二, 改造必须遵照历史进步性的原则。改造应该是那些先进的群体改造落后的社会群体。知识分子阶层是一个较为先进的社会群体。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之中, 知识分子不断发展壮大。当代知识经济的兴起, 更表明它是有广阔前途的阶层。从这个意义上, 知识分子一般来说不是社会中落后的阶层。因此, 并不能用工人更不用说农民的要求来改造知识分子阶层。当然, 在历史的特殊时期, 比如革命大变革时期, 工人阶级的政党走在历史的前面。作为社会先进的代表, 他们要求知识分子跟上时代的步伐。这是必要的和可以理解的。但是, 即使在这个时期, 这种改造的标准也不能是要知识分子简单地向工人、农民靠拢, 而是朝着更高的目标前进。当然这种目标不能脱离时代的要求, 否则就容易犯左倾的错误。
其三, 改造从本质上应当是人们对社会发展的适应。人是社会的产物, 需要适应社会, 这是毫无疑义的。改造不能简单地变成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改造, 而是社会对人的改造。知识分子应当自觉接受作为适应社会的那种改造。知识分子的历程,从某种意义上就是不断适应社会和自我改造的历程。这种改造是知识分子必须的, 也是知识分子的生命力之所在。历史上许多其他曾经兴盛的社会阶层在社会变迁中遭到淘汰, 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他们不能适应社会改造的结果。知识分子的弱阶级特征, 具有可塑性, 能够进行适应性改造, 这是知识分子的优点。
恰当的社会改造对知识分子来说是一场洗礼。周恩来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知识分子改造的谈话中,认为自己从参加”五四”运动以后, 30多年中也是不断地进步, 不断地改造。女作家杨沫以《青春之歌》著名, 她自己就是在抗战烽烟中谱写了青春之歌。
一个出身于旧式家庭的弱女子, 从小缺少母爱和父爱, 患上了很重的孤独症, 幻想的爱情并不能消弭她的孤独感。杨沫置身于抗战的洪流, 置身于广大的人民当中。杨沫多年后回忆这段生活说: 假如没有那场战争, 我也许会沉沦, 过一种平庸、市俗、消极的生活。伟大的抗战改造了她的人生。中国知识分子过去生活在小农经济之中, 后来又生活在计划经济之中。市场经济对中国知识分子是新鲜事物。当今中国知识分子所面临的改造, 主要就是如何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
知识分子要重新审视知识商品的观念。商品经济渗透着现代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在这个大潮之中, 许多知识不可避免商品化了。一些知识分子对自己所支配的知识以商品化的形式出现怀有复杂的情绪。知识商品化与知识分子的传统有所抵触。古罗马和古希腊的知识分子如果以出卖知识为生, 就被视为一种降低身份的行为。西塞罗曾说, 出售知识的自由民是把自己降格为奴隶。古希腊的诡辩学派因为在哲学教学中收取报酬, 受到了大哲学家苏格拉底的猛烈抨击。那些历史悠久和倍受传统熏陶的人文知识分子中的反商品化情绪至今依然浓烈。然而, 知识商品化是时代的大势所趋。对当今中国知识分子来说, 既要警觉将所有知识都商品化的庸俗倾向, 更主要的还是顺应知识经济的潮流, 通过知识商品化的媒介, 更有效地投身于社会建设事业中去。
知识分子要增强对市场的心理承受能力。市场经济的一大特点就是要个人对自己的成败负责。在等级社会中, 个人的社会地位主要由出身注定; 在计划经济中, 个人的境遇受制于计划的安排。市场经济却不同, 它给个人的社会地位带来了不确定性, 加重了个人对自己成败所负的责任。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和不断沉浮, 将本来处在平静港湾的知识分子推向市场的茫茫苦旅。一些知识分子怀恋那种躲进小楼的生活情调可以理解, 但必须面对市场经济的现实。从总的来说, 不是市场经济适应知识分子, 而是知识分子适应市场经济。
三、待遇方面: 从政府主导到市场规则
中国知识分子的物质待遇问题倍受关注。中国过去是计划经济, 工资政策由国家制定。知识分子相对集中的教育、科研单位, 是吃国家财政饭的事业单位, 所以知识分子的待遇直接与政府政策相关。
中国共产党比较关心知识分子的待遇。抗战时物质条件非常艰苦的陕北公学(也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 别人吃小米, 教员却能每天吃上一餐白面, 每月还享受一定的津贴。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政府一再提出要尊师重教, 改善教师地位和待遇。1985年规定教师节; 1993年国家颁布了《教师法》，规定”教师的平均工资水平应当不低于或者高于国家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水平, 并逐步提高”。当今在科教兴国的战略下, 对于高级人才, 有关部门进一步提出一些建议和采取一些特殊的措施, 各种物质的刺激, 职位的许诺, 精神的褒奖, 似乎形成了一种重金求贤的态势。
然而, 政府不是万能的, 政策并不总是有效。改革开放最初20年, 知识分子的工资在一片改善的欢呼中改善不大, 知识分子工资增长的幅度, 赶不上其他阶层。当政府重视教师, 并轰轰烈烈地给他们增加一些薪金之后, 其他行业部门却在不声不响地更大幅度增薪发奖。于是, 一些年在改善知识分子待遇的口号中, 却出现了脑体倒挂现象。究其原因, 不能都归结于政府不重视知识分子, 这样看问题有失公允。实质在于政府行为的局限性, 以及市场机制对政府行为的冲击。政府行为涉及到公共政策, 如果突出某个部分群体的收入, 就会引起平均主义的强烈反弹。因此, 政府行为总是带有平均主义色彩的, 不可能给不属于掌握大权的强势阶层的知识分子特殊照顾。
随着市场经济的改革, 个人的待遇越来越不依赖于政府的政策, 主要靠市场规则来实现。具体单位的工薪根据本单位的经济效益决定; 个人的收入依据个人占据分配要素的多少决定。在人们的工薪不再主要依赖国家的财政收入之时, 政府规定收入的政策在相当范围和程度上失效了。就知识分子待遇来说, 那种规定级别、靠国家拿钱的时代正在改变。
知识分子待遇政策从政府的硬性规定转移到市场决定。知识分子需要通过市场中介实现自己的价值。知识经济时代, 应当是知识分子大显身手的时代。能够抓住机遇致富的是那些投身于市场经济之中者。既想站在市场经济之外, 又想在市场经济中发财致富, 注定是一种幻想。比尔·盖茨成为世界首富, 是市场造就的。中关村的那些高科技企业, 也是市场创造的。联想集团的创业者们, 如果还在计算所进行游离市场之外的研究, 也只能拿到科研人员的工薪。当前中国改革教育和科研体制, 将众多的知识分子推向市场。大批知识分子投入到市场中去。他们以科技贡献于社会的同时, 也必将得到经济上的丰厚回报。这才是知识分子待遇政策顺应时代的重大转变。其意义比任何政府主导的加薪行为都要深刻得多。
知识分子待遇将主要依靠市场解决。市场经济待遇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知识分子的具体待遇更有相当多的变数。不过, 市场有自身的规律, 知识分子的待遇也受这个规律的制约。这主要有以下几个重要的因素。
其一是知识投资论。市场经济中, 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力是商品, 尽管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劳动者收入问题, 根本来说是劳动力的价格问题。按照经济学的基本规律, 知识阶层的收入是知识劳动力的价格。知识劳动力价值决定整个知识阶层的基本收入情况。知识劳动力比一般劳动力的价值要高,它包含教育的直接投入和机会成本。按照市场经济规律, 这些需要得到必要的补偿, 以实现教育投资的增值。而且知识劳动力是一种特殊的投资, 应当比一般投资获得更高的回报率, 美国一些学者估计这种回报率在10% ~ 20% 。因为一般的投资是永久性的, 如定期存款, 利息可以无限期拿下去。教育投资则不一样, 它凝聚于知识分子的人身之中, 不能转让, 也无法继承。这种投资只能在个人有效的工作期限内发挥作用, 死亡甚至退休, 就不发挥作用了。因此, 它应当有着比一般投资更高的回报率。
其二是市场供求论。知识劳动力也是一种商品, 商品的价格受供求关系的影响, 围绕着价值上下波动。知识劳动力的供求关系, 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一般地说, 社会发展越快, 特别社会转型和产业结构提升时期, 对知识劳动力的需求就会增加很快。相反, 社会发展缓慢, 就抑制了对知识劳动力的需求。从供给方面观察, 对教育的重视, 就会增加知识劳动力的供给。反之, 就会减少知识劳动力的供给。知识劳动力的需求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这是弹性的。而人们接受教育, 有经济回报上的考虑, 更有广泛和深刻的原因。当今教育成为人们社会地位的主要支柱之一。中国目前高等教育发展非常快。中国人重视教育的传统更增加了知识劳动力的供应量。知识劳动力的供求增长是刚性的。从长期看, 知识劳动力供求的总趋势是日趋供过于求。因此, 中国的知识劳动力有着潜在的价格低于价值的因素。
其三是能力主义论。知识分子由于职务高低不同, 职称级别不同, 乃至出售的知识产品如发表作品的多寡不同, 报酬有所差别。这些差别产生于个人的能力和资历以及市场机遇的不同。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 具体单位对知识劳动力的雇佣, 他们所需要的不是这种劳动力的价值, 而是这种劳动力的使用价值。而使用价值很大程度取决于知识劳动力的知识类别。对于经营性企业来说, 科技型、应用型知识分子就比人文型和理论型知识分子使用价值大。前者的市场地位就优于后者, 相应的收入就高一些。对于非经营性单位, 特别是国家单位的员工, 这些因素的影响要小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