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 文革”时期, 中国共产党总体上沿袭了” 团结、教育、改造”的知识分子理论政策框架, 但在” 继续革命”理论指导下, 为应对日趋复杂且敏感的知识分子问题, 而提出了” 再教育、给出路”。这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运动对知识分子的冲击, 却无助于改善知识分子的整体境遇。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 文化大革命”; 知识分子
“文化大革命”是新中国历史上一场” 大革文化命”的浩劫, 这已成为史学界的共识。1981年通过的”历史决议”在知识分子问题上有这样的概括: “ -文化大革命. 对所谓-反动学术权威. 的批判,使许多有才能、有成就的知识分子遭到打击和迫害, 也严重地混淆了敌我。”本文旨在考察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在”文革”历史阶段发生的演化, 并试图探讨党与知识分子关系当中表现出来的某些特点, 以供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
一
“文革”前的知识分子主要由三部分人组成: 一是家庭出身于” 旧社会”的剥削阶级, 被认为政治思想落后、反动的旧知识分子, 绝大多数已经在50年代的政治文化运动中被批判, 属于知识分子政策的教育对象; 二是早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组织, 是参与革命历史书写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 他们掌握文教部门的领导权, 占据文化领域的中心位置; 三是新中国十七年革命教育路线培养出来的出身于工农兵的新(青年)知识分子, 他们在50年代的文化批判中崭露头角, 并因政治上紧跟运动而地位日渐提升。1957年反右斗争后, 一般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已经被明确归入资产阶级的范畴,但这主要指向旧知识分子, 后两种知识分子属于知识分子阵营里的革命力量。
自1959年反右倾矛头转向”内、老、高” (党内、老干部、高级干部) , 特别是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后, 知识分子阵营发生了一种明显的变化。一方面, 党内党外对知识分子队伍中是否还有”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估计, 存在很大的争论。1964 年, 中宣部部长陆定一表示: 既然”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好听, 说得确切一些, 可以给他们换上一个名字, 叫做”有资产阶级世界观的知识分子”。一方面, 从60年代前半期的文化批判来看, 经济学界的孙冶方, 历史学界的尚钺、翦伯赞, 哲学界的杨献珍, 文艺界的林默涵, 党史学界的胡华等学者成为批判重点, 透露出文化批判从党外转向党内, 从旧知识分子转向革命知识分子的趋向。一个典型案例是1964年7月24日至8月25日,中宣部、高教部、教育部召开全国政治理论课工作会议, 杨献珍、孙定国、胡华三位党内资深学者被点名批判为”教条主义分子”。会后, 胡华即在中国人民大学十七级以上党员教师干部开展的反教条主义整风运动中被批判为”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资产阶级学者”, “滑到了修正主义边缘”。显然, 革命知识分子阵营不是一成不变的, 范围似有缩小的趋向。
“文化大革命”以文化领域的批判《海瑞罢官》为突破口, 逐步深入而全面展开。毛泽东秉持从政治上观察知识分子的习惯, 在知识分子当中划分”敌、我、友”, 寻找发动运动的依靠力量。在当时, 革命知识分子的实际判定标准更多地倾向于建立在” 阶级出身论”基础上的政治表现。在” 文革”前夕, 毛泽东认为革命知识分子阵营内部出现了政治的落差, 老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已经落后于形势, 敢于革命的青年知识分子才是大批判的依靠力量。1965年12 月21 日, 毛泽东针对批判《海瑞罢官》表示: “一些知识分子, 什么吴晗啦, 翦伯赞啦, 越来越不行了”, 而” 戚本禹的文章很好……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 “这几年, 青年有进步, 就是一些老教授没办法”。显然, 毛泽东赞赏后者跟得上自己的步伐。1966年3月中旬, 毛泽东进而形成了打倒前者、扶持后者的看法: “ 我的意见, 还要打倒什么翦伯赞啊, 侯外庐呀等一批才好”, “这些人都是资产阶级, 帝王将相派”; “我们的政策是不要压年轻人, 让他们冒出来”, “ 要那些年纪小, 学问少, 立场强的, 有政治经验的, 坚决的”。在此, 毛泽东指明了知识界在发动” 文革”问题上的敌友, 预示着老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将接受这场革命的检验和洗礼。
作为运动发动纲领的《五·一六通知》, 明确提出: “彻底揭露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 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 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 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的领导权” 。1966年6月1日, 5人民日报6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进一步提出”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 、-学者. 、-权威. 、-祖师爷. 打得落花流水, 使他们威风扫地。” 既然知识分子从总体上说是资产阶级的, 那么所谓”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专家、学者、祖师爷”等等, 自然就是那些在各个专业领域有名望、有建树、职称级别较高、影响较大的知识分子。这些人既包括旧知识分子, 更主要地指向党内老知识分子、握有文教部门领导权的文化官员。在所谓” 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压制革命的” 五十天”中, 领导运动的负责人正是把矛头引向这部分人而不是”走资派”。正如1966年6月3日北京市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郭影秋, 在市高校党委书记会议上所说: “同志们提出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是否把我们这些人也横扫下去呢? “, “打击的目标是资产阶级人物和资产阶级-学者. 、-权威. , 但是不包括我们这些人” 。在这样的指向下, 一批老马克思主义者成为最早的冲击对象也就顺理成章了, 如翦伯赞被公开批判为” 资产阶级反动学阀”、”反动学术权威”、”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舆论制造者”。
为发动”文革”, “ 革命知识分子”的名号名至实归地指向了响应运动的积极分子。1966年5月25日, 北京大学聂元梓等7 人贴出的大字报既攻击北大校领导压制群众运动, 也直接发出了动员令—— “一切革命的知识分子, 是战斗的时候了! “一些大中专院校的革命师生开始联手批斗学校领导和”反动权威”。8月, 毛泽东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称赞”工人、农民、革命的知识分子比我们高明”, 称赞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的”革命造反精神” 。这次会议通过的” 十六条”, 明确将” 革命的知识分子”归入”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行列。
从作为”导火线”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到”打开修正主义阵营的一个缺口”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再到冲击一切、促成天下大乱的红卫兵, 可以看出, “ 文革”发动的依靠力量大致由知识分子中的两类人担当: 一是建国后成长起来的年纪较轻、职级较低、工农家庭出身、历史清白且积极参加运动者的新(青年)知识分子; 二是以青少年学生为主的红卫兵。
在运动初期的各种文件、党和国家领导人讲话、报刊社论中, “ 革命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学生”与”广大工农兵群众、革命干部”并列为”文革”政策语言中的革命主力军, 这恰恰是其所扮演的先锋角色的肯定。
然而, 这种角色却使中共在知识分子问题上面临两难的困境。一方面, “文革”前知识分子已经被明确归入资产阶级范畴, 是无产阶级的对立面, “ 兴无灭资”必然要求将知识分子纳入革命对象之列。一方面, 运动的发动者需要寻求知识分子的支持, 不能在政治上全盘否定他们的革命性。这势必造成知识分子阶级属性判认与现实动员之间的矛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 中共为回应日趋复杂的知识分子问题, 只得重提”团结、教育、改造”的旧政策, 以平息社会上对这场运动是以知识分子为对象的议论。1966年6月,《红旗》杂志解释说: “文化大革命, 针对的是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 对于旧知识分子, 我们采取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 “ 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正日益壮大”。6月27日, 陈毅在北京召开的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上, 批评说” 文革”是打倒所有知识分子这种看法是”诽谤”, 并向与会者解释了运动的对象。7月7日晚, 陈毅在外事口的会议上再度说明运动的重点对象是”黑帮”、” 走资派”和” 资产阶级学术权威”, 而不是单纯意义上的知识分子。
二
1966年6月至8月间, 旧知识分子、老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同为批斗对象, 受冲击之广之深是前所未有的, 既有批判会、大字报的口诛笔伐, 又有戴高帽子、游街示众、人身管制、劳动惩戒等经历。10月后, “当权派”成为批斗的重点, 这部分知识分子承受的压力稍有缓解, 但被批判的命运并无大的起伏。相形之下, “ 革命知识分子”作为运动发动的倚重力量之一, 自身的政治命运却悄然发生着微妙的变化。
1967年, 运动发动者的主观意图与群众运动的实际运行之间发生了较为尖锐的矛盾。毛泽东通过”天下大乱”达到” 天下大治”, 然而群众造反运动表现出来的激进加剧了社会秩序的紊乱。为解决棘手的秩序问题, 毛泽东做出一系列新的部署, 完成了”文革”主力军从革命知识分子到工人、解放军的置换。
自1966年底, 毛泽东就开始表露出对工农兵的关注。由于1967年上海的”一月风暴”展示了工人造反派的巨大力量, 再加上解放军被赋予” 三支两军”的使命, 毛泽东希望由工农兵取代”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 以开展”全面的阶级斗争”。这种看法来自于毛泽东对历史经验的总结: “中国现代史上革命运动都是从学生开始, 发展到与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相结合, 才有结果。这是客观规律。五四运动就是这样, 文化大革命也是这样。” 从1967年到1968年夏, 不仅早已被打倒的知识分子成为群众组织派性斗争的砝码, 而且”昨日的革命知识分子”也成为打倒的对象, 如极左派人物王力、关锋、戚本禹被隔离审查, “走向了革命的反面”。更具象征意义的是, 面对一些学校发生的武斗和**件, 1968 年7月28日凌晨毛泽东召见聂元梓、蒯大富等北京高校” 五大领袖”, 严厉批评他们”脱离了群众”, 要求立即停止校园武斗。8月8 日, 毛泽东不仅不再信任” 五大领袖”, 更得出结论说”靠学生解决问题是不行的”, 必须派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至此, 原来知识分子阵营里的革命力量已经被否定。
1968年夏, 以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命名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陆续开进学校领导”斗、批、改”,知识分子问题越加复杂。宣传队进驻学校、新闻、出版、科研机构等上层建筑, 直接目的是制止武斗和恢复秩序, 这又以不信任知识分子为前提: “单靠学生、知识分子不能完成教育战线的斗、批、改,及其它一系列任务, 必须有工人、解放军参加, 必须有工人阶级的坚强领导”。与以往相比, 宣传队进驻知识分子成堆的上层建筑领域具有新的意义, 即知识分子与工农兵二者间的”师生”关系颠倒为现今的”领导——被领导”关系, 工农兵被赋予直接管制知识分子、行使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力。宣传队以知识分子为工作对象, 不得不面对一系列的问题: 如何评价”文革”前十七年知识分子的历史? 如何在知识分子群体中划分敌、我、友? 如何看待知识分子的家庭出身、历史与政治问题?其中, 最棘手的莫过于如何对待”文革”初期积极参加运动, 现今又几度浮沉的革命知识分子。按照当时对知识分子的整体判断, 这部分人也需要”革自己的命”。由于此前仅仅强调落实知识分子政策, 并未对知识分子与”文革”的关系作出明确的界定, 再加上笼统的区别对待和” 惩前毖后, 治病救人”政策在实际工作中难以把握界限, 宣传队处理知识分子问题时常常表现出随意性。事实上, 宣传队往往持有在这些单位只有革命对象, 没有革命动力的极端认识, 昔日的”革命的知识分子”也被统统划入”敌人”的行列。知识分子问题呈现出来的复杂性和敏感性, 使出台新的知识分子政策显得十分迫切。
三
1968年8月至9月间, 毛泽东开始酝酿解决知识分子问题。8月, 毛泽东为《红旗》杂志的《上海工人技术人员在斗争中成长》写的”编者按”中提出: 未来知识分子的培养要特别看重其家庭或阶级出身, 而坚持错误、顽固不化者这样”一小撮”也要给出路。毛泽东提出的” 给出路”政策, 绝非简单复述他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讲话中的”对犯错误的同志总是要给他出路”的随意看法。几天后, 毛泽东又为《红旗》杂志写下了另一个编者按语, 进一步明确地完整地提出了对知识分子实行” 再教育”、” 给出路”的六字方针。按语说: “这里提出一个问题, 就是对过去大量的高等及中等学校毕业生早已从事工作及现正从事工作的人们, 要注意对他们进行再教育, 使他们与工农结合起来。即所谓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及资产阶级技术权威, 民愤很大需要打倒的, 只是极少数。就是对于这些人, 也要给出路, 不给出路的政策, 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上述各项政策, 无论对于文科、理科新旧知识分子, 都应该如此。” 9月12日, 《人民日报》发表的评论员文章《关于知识分子再教育问题》对此进行了系统阐述。9月16日, 关于知识分子再教育问题的指示、文章等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单行本, 并通过新华书店向全国各地发行。此后, “ 再教育、给出路”成为” 文革”中后期知识分子政策的标准话语。
“再教育”是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为指导构筑起来的。”继续革命”理论认为, 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贯穿整个社会主义社会历史阶段, 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 再教育”以此为基础, 以世界观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 从政治和思想范畴入手, 认为知识分子必须接受再教育的原因主要有二: 一是因为过去接受的是资产阶级的教育, 现在接受的是无产阶级再一次的教育; 二是过去是在” 中国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路线”毒害下, 受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教育, 现在则是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 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因此, “再教育”的实质是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教育知识分子, 使他们改变过去从资产阶级教育中接受的资产阶级思想, 其根本途径是同工农兵结合, 为工农兵服务。
“给出路”在理论上针对知识分子中的少数人。这主要是两种人: 一是被认为犯有严重错误但愿意交代并决心按照党的要求重新做人的, 他们同时也是”再教育”的对象, 是可能转化和争取到革命队伍中的人; 二是被认定为顽固坚持反动思想和立场的, 他们被排除在人民队伍之外, 但也不能加以肉体消灭, 而是要给其生活上的出路, 充当”反面教员”。
清华大学工军宣队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和处理情况颇具代表性。首先, 遵循毛泽东关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结论, 判定清华全校中层以上的干部的88%是解放前受资产阶级教育出来的知识分子, 87%出身于非劳动人民的家庭, 各个教研室几乎全由世界观没有改造好的教授、副教授、讲师所把持。其次, 从阶级、历史和辩证法的角度开展知识分子的”再教育”工作。例如, 根据” 有成份论, 不唯成份论, 重在政治表现”的政策, 处理出身不好的知识分子; 对有政治历史问题者,本人交代清楚以后, 据其现实的表现加以任用; 区别一般的海外关系与” 里通外国”; 团结、改造一部分学术思想有问题, 但政治立场正确的知识分子。再者, 结合单位实际, 对知识分子群体进行细化和分层处理, 如对”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通过”拉”做到”划” (同家庭划清界限)、”清” (肃清家庭影响)、”站” (站到革命路线一边); 及时解放” 走资派”; 对” 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经充分批判后” 给出路”; 对”反革命分子”要分情况区别对待, 给立功自赎的机会。1969年1月29日, 清华大学向北京市革委会提交的《坚决贯彻执行对知识分子”再教育”” 给出路”的政策》的报告, **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联合转发, 成为文教单位学习的典型经验。
就实施效果来看, “再教育、给出路”政策减轻了运动对知识分子的冲击。工军宣队进驻各单位后, 首先把知识分子从群众组织专政小组手中接收过来, 使之摆脱肉体折磨, 其次通过落实政策解放了一批人。如1969年1月, 中国人民大学工军宣队选定以原校党委委员、历史系主任、一级教授何干之为解放”反动学术权威”的典型。该校宣传队首先以毛主席语录和中共九大精神作为政策攻心的武器, 以翦伯赞、冯友兰为例反复说明如何当好” 反面教员”的问题, 进而紧紧围绕两条路线斗争史的再教育, 对何干之开展了一百多次批判会和谈心会, 本人作了三次”触及灵魂”的检查后, 于5月14日召开大会, 当众宣布解放”犯有走资派错误, 经教育有了觉悟”的何干之。从”顽抗”到”认罪服罪”后的政治解放, 何干之的”再教育, 给出路”经历对该校历史系尚钺、胡华, 语文系何洛, 经济系宋涛、吴大琨等尚未解放的教授震动很大, 如何洛主动找到何干之让其介绍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斗私批修的体会后, 决心主动检查, 争取群众谅解。到6月中旬止, 该校中层以上干部被打倒的62人中(占干部总数105人的59% ), 解放45人, 占应解放总数的73% 。
但在知识分子扎堆的文教单位, 知识分子的阶级成分、政治历史、学术思想、社会关系等问题复杂交错, 敌我矛盾、人民内部矛盾、严重错误、一般错误如何划分, 都是宣传队面临的难题。实际上,宣传队处理知识分子的态度和做法仍沿袭” 左”的思维, 如大讲阶级出身论、以世界观划分阶级、政治与业务及红与专问题的对立态度等等。中国人民大学宣传队上报北京市革委会的文件中, 宣称落实政策的”经验”是: 抓住毛泽东思想、两条路线、世界观这” 三个要害”, 掌握好严肃批判与热情帮助、上纲上线与实事求是、群众批判与自我批判、思想批判从严与组织结论从宽这”四个关系”。这就是一种典型的表现。
从更深层次意义上说, “再教育、给出路”政策, 通过否定” 文革”前十七年的教育, 不仅将整个知识分子群体划入革命对象的行列, 更将工农兵——知识分子之间复杂的关系简单化为”教育者——被教育者”的单向关系。其所含有的工农至上、知识分子落后的价值观, 使知识分子只能由工农给予再教育, 并经由体力劳动才能转变世界观和阶级立场。而在”文革”前, 知识分子与工农之间的双向关系从未被全盘否认过, 即知识分子向工农学习实践知识和劳动经验, 工农向知识分子学习科学文化知识, 以缩小三大差别。
值得指出, 落实政策还造就了一批扮演双重角色的知识分子: 一是革命者或准革命者、半革命者的身份; 一是被改造者的身份。当”文革”头三年的革命造反运动终结后, 从1968年夏天开始, 知识分子大都被编入各种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其中, 一些出身好、表现积极、历史较为清白的知识分子既要接受”再教育”, 同时又被赋予批判和监督其他知识分子的责任。这种” 边改造、边使用”的做法实为无奈之举。到”文革”后期, 这部分知识分子以”戴罪立功”之身被吸收进入各种大批判组和写作组。
1969年后, 知识分子在干部下放劳动和上山下乡运动中集体走上了劳动改造之路。其间, 五·七干校成为新创设的制度化的改造场所, 他们既进行真诚的自我反省和改造, 试图寻找自己的社会位置, 又在” 继续革命”的阶级斗争环境中延续生命。在此前后开展的” 清理阶级队伍”、”整党建党”、”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反击右倾翻案风”等阶段性运动中, 知识分子群体中又产生了一些冤假错案。尽管周恩来主持纠”左”、邓小平主持整顿的间隙当中, 知识分子问题有所触及, 但在”文革”不容否定的前提下, 知识分子的整体状况没有根本的改善, 直至” 文革”结束后的拨乱反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