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认为: 解放战争后期, 中共对知识分子的阶级成分、工作性质进行新的认识和界定, 大量培养革命知识分子, 阐明和强调知识分子在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中的地位等政策, 以消除知识分子的疑虑与误解; 充分利用民主人士的声望和影响, 引导广大知识分子倾向中共, 开办各种短期训练班和军政学校, 大力吸纳青年知识分子, 大力争取和重用科技人员, 并积极引导和组织知识分子深入社会实践, 以促进其思想转变; 由于中共采取了正确的政策和灵活的措施, 使当时的知识分子问题得到了比较成功的解决, 并积累了不少宝贵经验。
一
民主革命时期, 知识分子问题始终是中共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解放战争后期, 知识分子问题出现了新的情况, 并以空前的紧迫性突出地摆在中共面前, 要求给予正确的解决。首先, 随着国共双方力量的此消彼长, 即将实现和正在发生的社会变动, 知识分子的出路与前途等日益引起他们自身的关心, 并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一方面, 知识分子普遍怨恨国民党, 对其导致的战乱和腐败彻底失望; 另一方面, 他们也害怕共产党, 担心自己在共产党得胜后“失却自由和被清算” 。因此, 从1948 年上半年开始, “平津宁沪以及其他各地的知识分子普遍地恐慌起来了”。与此同时, 舆论界也广泛掀起了一场波及全国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大讨论, 正如闻家驷当时所言, “今天时代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整个社会的基础都动摇了, 知识分子惶惶终日, 不知何以自处, 这才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李纯青编: 《知识分子的新向问题》, 1 版, 17 页, 北京, 中国建设出版社, 1949。)
其次,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 人民解放军迅速解放了许多城市, 旧社会所遗留下来的大批知识分子, 突然出现在中共面前, 如何安置他们已成为一个陌生而紧迫的任务。与此相关的问题还有, 中共在迅速夺取大片新解放区和大城市后, 急需大批管理城市的干部, 而解放区的干部又供不应求, 为了应急, 不能不把眼光投向大城市中较有文化、对城市工作比较熟悉的知识分子身上。而要使用他们, 就必须对他们有正确的评价和足够的重视。由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胜利, 建设新中国的事业迫在眉睫, 而建设离不开知识分子, 因此, 知识分子问题**主动提上议事日程。
再次, 中共在解放战争中后期大规模地进行土改的同时, 也必然涉及知识分子问题, 诸如究竟如何划定他们的成分、怎样对待他们等。
鉴于以上原因, 到解放战争后期, 中共对知识分子问题予以高度重视。据不完全统计, 从1948 年至建国前, 党中央(包括地方局)共发布了有关知识分子问题的文件和指示近三十个, 其中关于这个问题的专门文件和指示就有7 个。这些指示和文件, 说明了知识分子在新时期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强调了中共对于知识分子的基本政策和政策依据, 并提出一些值得注意的具体问题和建议, 以引起全党对这个问题的重视。这一时期, 中共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同抗战时期相比, 有关政策内容更加丰富、发展和具体化。
第一, 关于培养自己的新知识分子同争取改造旧知识分子的关系。过去提得还不明确, 而此时则正式提出“培养” 的政策, 如中央转发的中原局的指示就把“培养”同争取、团结、改造三大政策并列, 这与中共即将取得全国政权和建设新中国的任务是紧密相连的。
第二, 体现在对知识分子阶级成分、工作性质问题的认识和规定上。1948 年5 月, 中共中央专门作出了明确的政策规定: “知识分子不应该看做一种阶级成份。知识分子的阶级出身依其家庭成份决定, 其本人的阶级成份依本人取得主要生活来源的方法决定”, “知识分子在他们从事非剥削人的工作, 如当教员、当编辑员、当新闻记者、当事务员、当著作家、艺术家等的时候, 是一种使用脑力的劳动者。此种脑力劳动者, 应受到民主政府法律的保护”。(中央档案馆编: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1 版, 第14 册, 147 页,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7。) 将知识分子家庭出身与本人成分区别开来, 强调了知识分子的工作是一种”劳动”, 知识分子也是劳动人民, 从而纠正了过去对这一问题存在的错误认识, 跳出了家庭出身决定本人成分的圈子, 这是中共在知识分子理论问题和政策上的一大突破。
第三, 阐明和强调知识分子在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中的地位。这是中共知识分子政策的又一发展。1948 年以后,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多次强调, 知识分子既然属于劳动者, 那么, 他们也就理所当然的是新中国政权主体的一部分。1949 年3 月, 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 毛泽东再次强调, 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包括两个团结, 一个是“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全体农民阶级和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 这些是这个专政的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 ; 一个是“团结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 它们的知识分子和政治派别”。(《毛泽东选集》, 2 版, 第4 卷, 1436~ 1437、1437 页,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这就确定了广大革命知识分子为革命统一战线和人民民主专政的主体, 并把一小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作团结对象。凡此种种, 诚如胡绳所言, “科学地说明了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及其在新民主主义新中国将取得的待遇” , 从而为中共较好地解决这一时期出现的知识分子问题奠定了政策基础。
二
解放战争后期, 中共除了实行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之外, 还采取了一些灵活的措施。
第一, 采用多种方式大力宣传党的知识分子政策, 澄清知识分子对中共的误解和偏见, 消除疑虑,广泛争取和团结他们。北平解放前夕, 中共领导人董必武、徐冰就曾在北大、清华、燕京等大学一百余名教授出席的茶话会上, 特别讲解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 在北平的高级知识分子中引起了很大反响, 起了很好的安定作用。1949年5月16日, 刚成立的南京市人民政府特别召开文化科学界座谈会, 当时兼任市长的刘伯承在会上发表了生动平易的谈话, 强调了知识分子对新中国建设的重要和党对建设工作的陌生, 恳切希望知识分子在这方面给予指导和监督,并表示“特别欢迎各方面的批评” , 对于批评“我们一定努力接受” , 深受当时南京知识界的好评。正是通过这样一些活动, 使南京广大知识分子“情绪获得部分稳定”, 其中不少文教界知识分子当即表示, 要“在中共领导下, 尽一些训练人才的责任” 。
在宣传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过程中, 中共的理论工作者发表了不少文章, 积极参加了当时广泛兴起的知识分子问题讨论。在讨论过程中, 他们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为指导, 对各种知识分子问题进行分析,系统阐发党的知识分子政策, 对当时一般知识分子的种种疑虑予以解答, 对反动派的诬蔑和造谣进行揭露和批评, 指明知识分子的前途和出路, 积极引导广大知识分子向中共靠拢, 在争取和团结知识分子的过程中, 发挥了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
值得指出的是, 这一时期, 中共的理论宣传干部和一些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问题的理论研究作出了可贵的探索。比如, 关于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关系问题, 知识和文化的创造者问题, 知识分子的定义问题, 现代知识分子与传统士大夫的异同问题, 等等。这些探讨虽未必完全正确, 但在当时对加速知识分子思想转变仍起到了积极作用, 作为思想财富, 确实值得加以总结。
第二, 团结民主党派, 争取民主人士, 充分利用他们的声望和影响力, 引导广大知识分子倾向中共。1949 年1 月, 《中共中央关于对待民主人士的指示》明确指出: “我党对待民主人士的方针应该是彻底坦白与诚恳的态度, 向他们解释政治的及有关党的政策的一切问题, 积极地教育与争取他们” 。这个指示提出9 点具体工作方法, 如党的负责人向他们作报告, 举行座谈, 彼此交换意见, 供给他们经典著作和党的公开文件、报纸、解放区建设材料, 关心他们的生活及疾病等。正如文件所说, “以上各项进行以来,民主人士均感收获甚大”。( 中央档案馆编: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第14 册, 第529、530 页。) 施复亮公开宣称: “今后中国没有第二条道路可走, 只有在毛主席领导之下, 勇敢地向新民主主义道路努力” , 与中国共产党真诚合作, 才是惟一的光明出路, “只要不想逃到美国去, 不想做亡国奴, 而希望自己的子孙能够生存在这个世界上, 他是没有理由可以反对这个正确领导的”。( 施复亮: 《解放区与共产党》, 载《展望》, 1949( 3)。) 像施复亮这种主张“中间道路” 最力的民主人士转向共产党, 对广大知识分子尤其是高级知识分子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影响。
第三, 开办各种短期训练班和训练班性质的军政学校、人民革命大学, 吸收和接纳各种知识分子尤其是广大青年知识分子, 经短期培训后分配他们去做实际工作, 充实干部队伍。这是中共在新解放区解决现有知识分子出路的一个重要措施之一。
建国前夕, 各大解放区都成立了类似性质的人民革命大学, 其中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最为有名。在这些学校或训练班里, 学习内容以政治教育为主, 业务学习为辅, 政治学习较为注重理论性, 诸如劳动创造世界、阶级斗争、国家学说和社会发展史, 中国革命史的基本问题、国际主义、党纲党章等, 并结合学习内容进行讨论, 定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以提高思想觉悟和理论水平。对在短期学校和训练班学习的知识分子, 中共特别强调要重视他们的生活和学习方式, 并做出具体指示。如要求对新来的知识分子,生活上不妨放宽一点, 在学习中, 提倡民主自由的作风, 使学生毫无顾虑地说出心里话, 强调这是团结争取与改造他们的一个重要条件, 同时还规定: “在这种非党的学校与训练班中, 必须禁止三查、整风、审干等办法, 而应采取座谈会、讨论会、辩论会、壁报等群众活动的方式, 展开思想讨论, 解决思想问题”。(李纯青编: 《知识分子的新向问题》, 第35 页。) 这些训练班和短期学校, 在争取知识分子和培养干部方面, 起到了十分突出的作用。
第四, 维持和恢复旧有学校, 留用广大教职员等知识分子, 尤其重视对教职员的教育和改造。
在新解放城市, 中共中央明确宣布: “保护一切公私学校、医院、文化教育机关、体育场所, 和其他一切公益事业。凡在这些机关供职的人员, 均望照常供职, 人民解放军一律保护, 不受侵犯。” (《毛泽东选集》, 第4 卷, 第1458 页。) 为此, 中共中央专门指示各新区“对于原有学校, 要维持其存在, 逐步加以必要与可能的改良”, 每到一处, 便“要迅速对学校宣布方针, 并与他们开会, 具体商定维持的办法, 否则大批学校就要关门, 知识分子会被敌人争取去” 。对于教员, 除极少数反动分子外, 其余一概争取继续工作。同时, 开办暑期讲习会, 大量吸收教职员参加学习。
第五, 大力争取和重用科技人员。解放战争后期, 由于面临建设新中国的任务, 中共对争取自然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十分重视。1949 年4 月, 周恩来特地让前往布拉格参加和平会议的郭沫若, 给身在国外的地质科学家李四光带信, 请他早日归国, 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1 948 年4 月, 1 中央关于应吸收技术人员参加企业管理委员会给华东局的指示2, 针对华东局在企业管理委员会中没有提到工程师、技师和有经验的职员, 特别指出: “在任何企业中, 除厂长和经理必须重视外, 还必须重视有知识有经验的工程师、技师及职员。必要时, 不惜付出高薪。即使是国民党人, 只要有可能也要利用, 这一点, 请同时转告各地”。( 中央档案馆编: 1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2, 第14册, 第110 页。) 当时, 在中共的许多干部中, 尤其是中下层干部中, 还存在着较为普遍的平均主义思想,在实行工资制度时, 有将工程师、技师与普通工人的工资推向平均主义的倾向, 为此, 中央又对各地发出关于工资问题的专门指示, 明确反对这种做法, 严肃指出: “这种办法必然阻碍他们的生产积极性, 使生产力不得进步, 而且退步”。( 同上书, 第163 页。)1948 年7 月, 中共中央修改并批准1 东北局关于公营企业中职员问题的决定2, 又专门规定: “技术人员、工程师、专门家、技师, 是管理庞大复杂的近代企业中必不可少的重要人员。我们对于一切技术人员,包括思想上还不同意共产主义的在内, 只要忠于职务, 不作破坏活动, 都应给以工作, 并在生活上给以必要和可能的优待, 使他们发扬专长, 为人民服务。对于能与工人合作、打破保守观念、克服困难、能努力创造的技术人员, 应予鼓励”。( 同上书, 第208页。) 这种政策和策略, 表明了党中央的远见卓识。
第六, 积极引导和组织知识分子深入社会实践参加群众运动, 注重结合现实斗争实际, 对其进行教育和改造, 以提高知识分子的认识, 促进其思想转变。
1949 年4 月, 中共中央组织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等以知识分子为主的“民主东北参观团” , 前往东北解放区参观沈阳、长春、哈尔滨等十个城市的工农业生产和文教卫生各项事业。6月, “民主东北参观团” 回到北平后, 致函毛泽东, 陈述东北之行观感。信中说: “由于种种重大的设施与改革, 使得整个社会风气显然起了根本的变化, 新生的朝气冲洗了旧社会的残渣, 勤劳朴实的作风, 代替了过去的奢侈颓废的病状”, “政府的民主集中制已经充分发挥了效能——群众有发表意见的绝大自由, 而中央的政策又能贯彻到最下层去。这样坚强的集体, 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不久的将来, 革命在全国胜利, 中国对世界和平事业起极伟大的作用, 是无可置疑的”。( 李勇, 张仲田编: 《统一战线大事记——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卷》, 1 版, 595- 596 页,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0。) 土地改革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中心内容, 组织他们到农村调查实习, 主要是了解和认识土改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以迅速帮助知识分子解决思想问题。
三
由于中共采取了正确的政策和灵活的措施, 使解放战争时期尤其是后期出现的知识分子问题得到了比较成功的解决。综观中共对解放战争后期知识分子问题的解决, 其成功的经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 各级党组织认识到知识分子问题的极端重要性, 不断克服“左” 倾错误倾向。由于首次大规模面对知识分子问题, 又处在紧张的战争年代, 加之基层干部的理论水平和素质不高等原因, 在具体执行知识分子政策过程中难免出现一些错误特别是“左”倾错误, 中共和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点, 反复告诫全党, “对于知识分子问题必须避免任何冒险政策, 必须采取慎重态度”。同时, 针对在基层实际工作中所出现的一些错误, 不断地发出各种正确、及时的指示和文件, 厘正纠偏, 纠正在有些地区出现的以“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 为由排斥知识分子在新政权中的地位的原则错误, 纠正在短期训练班中搞所谓“三查三整” 等, 从而保证了知识分子政策的贯彻执行。
第二, 政策和措施密切联系知识分子的实际情况。解放战争时期的知识分子除了具有一般现代知识分子的共同特点外, 还有着这一特定历史阶段的时代特征。他们强烈反对和不满蒋介石国民党的专制独裁、发动内战以及由此所造成的政治黑暗和经济困窘, 因此革命性较强, 具有放弃中间道路、走向中共的可能; 同时由于处在社会大变动时代, 他们那种小资产阶级的患得患失、犹豫不决、疑虑不安等弱点也表现得十分明显。另外, 这一时期, 他们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阶层, 那种政治感觉灵敏、思想活跃的特点也显得格外突出。中共在这一阶段所采取的以争取团结为前提和目的, 以教育改造为手段的政策,就是从知识分子的上述特点出发的。
与此相一致, 如大力宣传和阐释知识分子政策,抓紧其政治学习, 进行思想引导, 就充分注意了知识分子喜欢思考、有思想的特点。小资产阶级旧式知识分子有患得患失的毛病, 因此照顾他们自身实际利益十分重要。解放战争时期, 中共中央在这方面作出了可贵的努力, 如解放战争后期, 党对知识分子几乎采取了“全包下来” 的办法, 保证其生活出路, 甚至尽量做到适当地保持知识分子有较高工资等。这种作法是十分明智的。
第三, 注意引导知识分子投入实际斗争, 并放手使用他们。党对知识分子进行短期培训后, 一般都立即分配工作, 让他们在实际工作中经受锻炼, 提高认识, 而不是一味死板消极地学习改造, 等改造好了再使用。这样既解决了当时急需干部的问题, 又增强了知识分子对党的信任和对前途的信心, 有助于争取知识分子实现其思想转变。
第四, 注重工作的方式方法。这一时期, 党的知识分子工作已很讲究方式方法, 尤其是注重知识分子的个性特征和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如当时一位领导干部就颇有见地地指出: “对于知识分子, 还须注意另一问题, 就是知识分子的‘个性’问题, 这在工作中特别重要, 因为知识分子养成了非常珍重‘个性’, 对自己‘个性’非常固执的习惯**故若在做工作时, 只抓住原则, 不去理会或不特别注意‘个性’,则工作一定会碰壁。” 因此, 他提出在从事知识分子工作时, 要“注意每个人的个性, 清楚认识到‘个性’之于知识分子的意义。除了原则外, 应该尽量多注意每个人的特有的‘个性’——甚至细微” 。与此同时,他还指出: “在从事知识分子工作时, 领导应该注意自己的态度, 正确注意每个组织成员的个别水准与觉悟程度, 随时检查自己态度适当与否, 应该知道态度的好坏, 虽然不是一个严重的原则问题, 然而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特别是对于知识分子”。(《论知识分子及其改造》, 1 版, 28 页, 北平, 北平科学社,1949。) 这种工作经验, 在今天仍具有现实意义。
事实上, 广大知识分子最终靠拢中共, 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也具有某种历史的必然性。这是由旧中国的社会性质与知识分子受压迫的政治属性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所决定的。历史已经证明, 只有走向中共和工农民众, 才是知识分子惟一正确的选择和真正的出路所在。解放战争时期知识分子在短短三年内喜怒哀乐的心理变迁, 也从一个侧面浓缩而又深刻地说明了这一点。而另一方面, 中共要想领导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 也必须争取、团结、改造和利用广大中间阶层的知识分子, 根本解决好知识分子问题。
主要参考文献:
1 毛泽东选集. 2 版. 第4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2 中央档案馆编.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1 版. 第14 册.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7
3 南京档案馆编. 南京解放. 1 版.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