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传纶：我在人大半个多世纪的经历
发文时间：2012-09-17来源：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网
编者按：2012年9月13日14时40分，我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中国金融学科终身成就获奖者王传纶教授，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本文原文刊载于中国人民大学校报2011年1月10日1368期第四版，谨以此文纪念逝者。
王传纶（1922— 2012），江苏苏州人。著名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首批荣誉教授、首批荣誉一级教授。
和一些年轻的老师相比，我经历的社会变动多一些。我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是个学生，后来在国外留学主要是作研究。1953年底我到中国人民大学财政系，到现在已经半个世纪多了。在中国人民大学经历了两个时期：一个是计划经济时期，一个是改革开放后一直到现在。我个人的历史和经历，实际上也反映了中国社会的一些发展状况。到八十几岁的时候，回过头来，我觉得有些事情对现在还有点启发。
回国投身大学教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国内有一些代表团到英国去。那时我负责留英中国学生联谊会，大概在1951年的时候，我见到了一个代表团成员周培源，在西南联大时候，周培源是物理系的老师，他认识我。他建议我：“你是不是回国？就上清华吧。”那时我托他带了一本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书给陈岱孙，随书还附了一封信。陈岱孙是清华经济系主任，也是我的老师，跟我关系一直很好，我出国就是他想办法申请的奖学金。隔了一段时间，陈岱孙老师给我写了一个便条，大概的意思就是两条：一是要我回国，二是不用到别的地方工作，就回清华。我收到他的信，1951年国庆前就回来了。
我直接到了清华。清华那时是综合大学，有文学院、法学院、理学院、工学院，农学院刚刚开始创建。我在清华经济系教书，可实际上也没有做教学工作。到清华二十天以后，有一个中学同学，他原来是地下党员，当时也是清华经济系的，就建议我去广西参加土改。我参加了两期土改，每期半年，再加上前后的一些培训，在广西待了一年，回到清华的时侯，已是1953年初了。
回来以后，清华在搞一个政治运动，主要是对教职员进行思想改造。后来高教部进行教育改革，1953年清华就变成了一个综合性的工科大学，所有的文、法科都搬出去了。文科基本上都进了北大；法科，就是经济社会各系，人比较多，一下子分配情况困难，所以成立了一个中央财经学院，陈岱孙任副院长。我就调到那里去教财政学，进入财政教研室。可是这个学校的寿命很短，只有一年。进一步调整后，清华这一部分人大体上都调到了中国人民大学。
到了中国人民大学以后，我就做教学工作。教课对我来说没有问题，因为我也懂俄文，而且苏联的教材一般都很简单，把书上的东西搬到讲台上去，也没有太大困难，当时做研究就是搞苏联的东西，我利用优势在这个时期写了一些文章，基本上都是一些关于苏联情况的介绍，如财政方面的一些制度。50年代初期，这些东西应该说也是还有点用处，现在看起来这些东西谈不上学术。真正带点学术性的问题实际上就是我脑子里曾经想过的价值规律的问题和在英国期间所遇到的那些想法与困惑。
经受特殊年代的磨炼
到中国人民大学以后，遇到的第一个运动就是“反胡风运动”。胡风是搞文艺的，对我没有什么直接的影响。
当时我们系里有一个叫高岚的同志，是系里的总支书记，我就把我在国外看到的苏联的情况跟她谈了，主要是政治情况，就是一次次的政治运动等问题。我说我看到这些，思想上有一种困惑，这些问题在我脑子里都没有解决。我一向比较谨慎，公开场合都没有表示过，我用这种提问题、求解决的态度跟她谈了。她当然说我这种想法是不对的了，“你对这个表示怀疑是不对的，可是你这个想法还是好的。”当时苏联共产党跟中国共产党简直是不分，我们以联共史为教材、标本，凡是跟联共史不符合的观点都是不对的。她代表党组织听我的想法，然后我还写了一个书面材料。当时我手里头还留了一些关于布哈林的材料，我说我现在不想再看了，就把这些交给了她。
之后，可能中国人民大学的党组织就觉得我思想上比较复杂，可也并没有什么反对中国共产党的行动，还是比较老实的。也正因为这样，所以历次政治运动我都没有太受冲击。
“文革”时，生活颠倒了，谈不上什么系统的想法了，就是应付怎么能够生存的问题。那时我家三个人，一个孩子、两个大人，孩子毕业到了军垦农场，我就第一批上“五七”干校了。干校在江西鹰潭余江县的刘家农场。那里的生活条件非常苦。最初去的一帮人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盖房子，一部分管生产，管茶树、养猪、种地。我在基建队，基建队的主要成员是经济系的教员，我跟张腾霄（后来的党委书记）在一起劳动。我没有技术，也没有劳动技能。他虽然年纪比我大，但那时他体格比较好，又会劳动，他就带着我干活。我们两个合在一起做基建队最粗的活，就是把石灰跟沙子搅拌在一起，每天搅拌四五车，给基建队盖房子用。
“五七”干校的时候，劳动很苦。军宣队带我们去，就是认为我们这些人主要是去接受教育的，而越是困难的条件下，越能锻炼人，所以我们有时候白天没有太多劳动，晚上却要劳动。我们这些人年龄比较大，还有相当多的人戴眼镜，晚上劳动就比较困难。劳动完了以后也挺累，也没人看书研究了。基本每人都有一个半导体收音机，就靠这个知道外面的消息。
这种情况到“林彪事件”传达以后就慢慢地松了。
当时我们在那里干了一两年以后，每个人都在考虑自己将来做什么，真的当一辈子农民？我想大家没有这个想法。当时想将来总是有一份可以做的工作吧。那时候还有一个“笑话”。经济系的项冲跟军宣队的人探讨，他说我们年纪这么大了，将来做什么？军宣队的同志说将来总是有事情可以做的，比如图书馆看看柜台呀、传达室看看门呀。
1972年回来的时候，中国人民大学没有了，那时就有一个前途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当初的副校长是郭影秋，他有一个比较富有远见的打算，中国人民大学聚起这样的队伍不容易，就成建制地调到别的学校去。所以我们经济各系就基本调到北京经济学院。另外有一部分人到北师大了，清华、北大也都有一些，还有一些人在市委或调到其他单位去了。大体上不是太分散，基本上都在北京。
当时中国银行有一个调查研究处，叫第四处（现在中国国际金融研究所），“四人帮”打倒以后，还是有些对外的经济关系。中美关系以及周边的一些关系恢复，有很多未了的事情要处理，像中美之间的资产冻结问题、汇率的问题。那时候我们国际金融的一部分教员就跟他们联系，大家以前也彼此信任，他们也欢迎我们去帮助工作，因为不占他们的编制，也不要他们发工资。最初去的时候，有陶湘、林与权等人。
我先后做过拉美金融市场、银行情况的分析，纽约市场、东京市场的分析工作也都做过。**到中央党校主管工作的时候，提出利用外资的问题。我就参加了这个工作，就是把列宁利用外资的一些情况和苏联当时的情况整理成材料。当时还做了一些其他工作，像利用外资的问题、人民币汇率的问题、外汇管理的问题，还有主要国家的金融体系状况等等。
复校初期，基本上是后勤的人盖房子，还有些行政工作。因为还没有学生，像我们教员就没有什么实质的工作，就搞自己的研究，每个系都根据自己的情况做些准备。我在银行一直工作到改革开放以后，后来我们学校自己的事情多了，我就彻底回来了。
办学物质条件已经改善 建一流尚需具体化方案
中国人民大学的学术成就主要是改革开放后慢慢积累的。学校现在改善了一些办学的物质条件，中国人民大学教员的生活待遇已经提高了很多，现在看起来，我们已经达到了这个水平，这就比较高兴了，也比较放心了。作为一个学校，建设一流大学总体上要有目标，同时也要有具体方案，要在各个院系找出一个比较具体的、有行动性的目标。每一个人提出一个他自己感兴趣，而且觉得可以做的目标。比如搞金融，在金融史、金融经济学史这些方面，你自觉地想要通过你自己的力量或者通过合作的力量，能够奔向一个比较远的目标。比如现在就有一个问题，当前中国在转轨国家中，不说是走得最成功的，起码也是比较成功的一个国家，碰到的问题又是其他的转轨国家所没有碰到的，这其中的经验可以好好地总结。我们应该做一些我们应该做的工作，每个院系都应该有这么一个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