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维群，1947年3月生，江苏建湖人。1960-1965，北京景山学校读中学；1965-1970，中国人民大学语文系学习；1970年7月加入中国 共产党，同年参加工作。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攻读硕士学位，毕业后任人民日报社记者、编辑。1991年调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1998年任中 央统战部副部长。2006年1月任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正部级）。十六届中纪委委员，十七届中央委员。
“相比较我的同时代人，我走的地方、经历的工作岗位可能比较多。”朱维群是一个不愿意停留脚步的人，也许他与生俱来的气质就决定了他与一成不变的生活绝缘。在求学生涯中，在职业履历中，他的身影总是在不同的地域、焦点之间辗转。
做一名紧跟时代脚步的记者
从1978年接受人民日报培训，到80年代初正式任记者，短短几年时间将朱维群培养成了一名新闻多面手。他既当过驻省记者，又当过驻国外记者，也当过总编 室的机动记者，之后又调到总编室做第一版的主编，可以说是国内、国外，机关、地方，白班、夜班都涉足过。“在人民日报，我接受的锻炼比较全面。我们好多同 志在报社往往是一个部门一直干下来，而我是一直都跑来跑去的，这个阅历非常宝贵。”各种角色的转换不仅历练了他全方位的新闻素养，而且养成他从较为广阔视 角看问题的习惯、靠自己的眼睛去挖掘事务本质的习惯。“记者要用自己的笔，反映时代的脉搏，反映中央的决策和意图，反映人民群众的生活、创造和需要。只有 这样，记者才能在我们国家的发展大潮中起一定的推动作用，这是记者的职责。”
朱维群喜欢到基层去，越苦越累的地方越喜欢去，这对他了解社会、思考问题有很大的帮助。“无论是当记者，还是当机关干部，都不能只看到几个大城市，也要对 中国广大基层的状态有深入的了解。人民日报记者的岗位和后来中央办公厅、中央统战部的岗位，在这方面给了我最好的机会。”抓住这个条件，朱维群几十年来足 迹遍布全国广大地区，各地的社会状态、山川地貌、风土人情，极大地拓展了他的眼界和思路。
“我们正处于一个快速变革的时代，构成新闻题材的东西非常多，而要真正抓住这些东西，就要不停地跟踪，迅速理解。”朱维群较早地在报道中提出我国科技成果 商品化的问题，东部沿海滩途资源开发问题，以市场推动加工业、以加工业推动种植业的创新农业理念问题等等，都是他对基层群众实践的观察结果。“重大报道， 大都先是基层创新，记者把它提炼出来，在全国比较早地提出来，这就是成绩。记者不能满足于旧的东西，必须时刻紧盯新的东西，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思维方式。”
跟理论政策研究打了半辈子交道
大学期间，尽管正值“文革”这么一个“不准读书”的特殊环境，朱维群依然凭借自身的刻苦研读了《资本论》等一系列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中国文化基本著作， 这为他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功底，也成为他日后理论政策研究工作的“本钱”。不论是在《人民日报》第一版主编的位置上，还是在中央办公厅调研室的位置上，理论 政策研究和文字工作一直是他工作的重点。1998年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直到2002年，他又一直分管统战部的研究室。他多年的工作贯穿着文件文稿的研究、 起草、写作，这也难怪乎他对于严谨的理论政策研究格外看重。
“现在很多文化青年不喜欢搞文字工作，不喜欢搞‘枯燥’的理论政策研究，我觉得这是不对的。”对于理论政策研究，他有着自己的见解。“在所有各领域工作 中，理论是管总的，政策是管工作目标、方向的。理论政策发生任何一点偏差，都可能在实际工作中失之千里。一个干部，无论是搞新闻还是搞党务工作，或是搞经 济等其他各领域的工作，如果没有理论兴趣，不重视研究政策，不重视研究历史，那不管他官多大，实际上总是处于一个低层次思维的水平。”回顾在中央机关工作 的经历，他说：“在机关搞理论政策研究，当‘笔杆子’，既辛苦又不出名。但是我们的国家的发展和稳定，需要有一批人自觉地守在这个位置上。”
十六大之后，朱维群的工作分工作了调整——主要联系民族、宗教、西藏以及海外的统战工作。这个岗位，既需要理论、历史研究的能力，又需要应对各种各样的难题、突发事件的能力，具有很强的操作性。
在朱维群看来，这是他几十年工作中最具挑战性的工作。民族、宗教问题关乎国家的长治久安，不允许有一丝一毫的闪失。这个工作除了要和自己人——民主党派、 企业家、知识分子、宗教界人士打交道，还要和敌对势力打交道。 “和平时期有这样一个任务，和一批属于敌对势力的对手打交道，很有意思。有时候，这些境外的“朋友”们对我的了解比国内的朋友都多。”朱维群在战术上重视 敌人，在战略上却十分轻松，谈起这个话题时，他始终散发着游刃有余的微笑和自信。
与西藏的不解情缘
西藏是一个对朱维群有特殊情感牵系的地方。他第一次进西藏也是他记者生涯的最后一次采访。1991年冬天，西藏和平解放四十周年前夕，人民日报的记者小组 进西藏采访， 40多天里，他通过深入的考察、采访，对西藏有了一个直观的概念。“第一次到拉萨，机场只有一个很破旧的小房子，拉萨城里基本都是平房，一到晚上满城都是 野狗叫。”那时候，朱维群知道了“一犬吠影，众犬吠声”是个什么阵势。后来，他就用来形容支持“藏独”势力的外国“朋友”们：“你们连西藏都没去过，既不 知道西藏的历史，也不知道西藏的现状，无非是跟着别人后面瞎嚷嚷罢了。”
拉萨那个时候完全不似今天一副大都市的气派，而再往基层走，条件就更差了，一些地区、县的党政机关，就是几排破平房。早上起来打水，水龙头都是冻住的，室 内也没什么取暖设备。“但是西藏特殊的风光和藏族人民的热情，各级干部和解放军官兵艰苦奋斗的精神，非常感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由于当时进过藏的人少，在大机关他算是对西藏相对了解的干部，关于西藏的工作和研究参与得多起来。而2002年之后，他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联系西藏方面的 工作。至今，朱维群进藏二十多次，最近几年每年都要去，最多的一次是2005年，一年内进藏四次。对西藏充满感情的他也欣喜地关注着西藏的变化，“西藏这 些年的巨大变化是我们国家对西藏的方针政策在起作用，包括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都有援助西藏任务。西藏的变化是一年一年用眼睛就能看得到的。当前我们的工作的 重点是要更多地帮助农牧民群众解决困难，让广大农牧民更多地享受到我们国家改革发展带来的成果。”
三代人的人大情怀
朱维群的家庭和人大有极深的渊源，他的岳父是人大前身——陕北公学和华北联大的负责人之一，他的爱人是人大同期新闻系毕业的，女儿、女婿是90年代人大毕业的。至今，曾经作为人民大学的学生，依然让他感到光荣与骄傲。
朱维群1965年进入人大语文系学习，而66年就开始了“文化大革命”，可以说他经历了人大历史上很特殊的一段时期，正常读书的时间并没有多少，倒是在 “文革”中经受了特殊的磨炼。当时人大的学习、生活条件同今天没法比，“伙食费每天五角，一个月十五元五角。最困难的同学申请助学金，可以达到20元。在 今天，这些钱连买一个菜可能都不够，而在当时可是一个不小数目了。那时，同学都以艰苦朴素为荣，感到生活上还是很充实的。”
他难以掩饰对人大师长的尊重与景仰。“当时的学校领导都是很了不起的人物，有很多是了不起的政治家、学问家。老校长吴玉章，毛主席称他“一辈子做好事”； 党委书记、副校长郭影秋甘愿放弃云南省长、国务院重要职务而来人大搞教育，他还是明史专家。语文系党总支书记俞圣祺、中文系主任何洛，都是资格很老的同 志。当时几乎每个系的主任、许多老师都是一个方面的学术带头人。由于那个特殊的环境，错失了向他们请教的机会，至今感觉很遗憾！”
“人大和其他高校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是从延安走过来的，是党在革命烽火中创建的。这样一种传统和校风，对我的人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我所选择的这条道路 和人民大学培养人的宗旨、学校的传统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朱维群同母校经常有工作联系。每次他回到母校，办完事，总要在校园里走一走，看看哪些旧时的建 筑还在，看看又有哪些新楼、新设备，重新感受青年时的学校氛围。
“从人民大学出来，是我的光荣。当我工作上有一点成绩的时候，我很乐意对别人说，我是人大出来的；当我同境外的对手交锋时，我会想：让你们知道知道人民大学学生的厉害！”
访问结束时，我们问朱维群，你的座右铭是什么？他回答极其简单明确：“为人民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