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对就业的影响正在显现，“六稳”之首——稳就业的任务十分艰巨。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2月份，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08万人。1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3%，2月份上升为6.2%，其中31个大城市的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7%。
“单从这两个月的数据看，假设其他社会经济条件不变，劳动力市场运行的基本规律不变，初步判断失业率上升与新冠肺炎疫情有关。”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院长、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杨伟国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专访时表示，新冠肺炎疫情对就业和失业的影响是“全面的”。
杨伟国认为，新冠肺炎疫情既降低劳动力需求又降低劳动力供给，疫情引发的社会经济活动停滞带来劳动力需求下降，是导致失业率上升的最关键因素；既影响总体失业率，又对城乡区域的影响有所差异。更重要的是，因为疫情期间的区域管理措施，即便如今很多地方陆续解封，但很多返乡劳动者仍然暂时无法回到大城市就业。
四大因素决定3月失业率
时代周报：2月全国主要就业人员群体25-59岁人口调查失业率为5.6%，低于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0.6个百分点。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杨伟国：全球范围内的失业率基本都是这个结构，25-59岁这个群体是所有经济社会的成熟主干的劳动力。
25岁以下主要是新增劳动力，通常以高校毕业生为主。在全球范围内，相对于其他求职者，刚从高校毕业的求职者的就业都是最为困难的。因为这首先是增量就业，而且毕业生能力未得到实践验证，企业试错成本大；特别是在外部不确定性风险较大的情况下更是如此。一有风吹草动，首先考虑是减少招聘新员工，从而拉高失业率。今年的重大疫情就是这种黑天鹅，导致企业招聘高校毕业生的意愿下降。
反观59岁以上的劳动者，大都已退休，这个群体的失业效应与新增就业群体是一样的，属于附加型劳动力群体。在劳动力需求下降时，这部分劳动者很难有就业机会。此外，在出现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背景下，这个群体的健康风险更大，对用人单位而言是潜在的重大成本项。
时代周报：目前3月份失业率尚未出炉，在你看来，是否会持续攀升?
杨伟国：总体上，相对于前两个月，我对3月份的数据抱有更乐观的态度。3月份失业率取决于四大因素：
首先疫情的发展。目前看形势进一步好转，但输入型病例还是存在不小的风险。国家的防控措施有力有度有序，会极大降低失业率攀升的可能性；
其次是复产复工的进度。应该说从中央到地方，不仅有政策，而且有行动更有实效；从企业到个人，不仅健康风险可控，而且生产工作的内驱力一直存在，因此，总体上产品市场活动和劳动力市场活动正在往良性互动的方向发展；
然后是国内需求的增长。国家加大投资力度，减免延缓税收社保缴纳，有助于投资需求增加，疫情期间发展出来的新型消费方式将会与传统消费方式进一步相结合，有助于消费需求增加，总体上有利于降低失业率；
最后是国外疫情发展趋势。出人意料的国外疫情发展以及衍生的影响日益扩大，而且日益复杂，这不仅会影响我国国际贸易，而且可能会扩展到金融等各个领域，引发经济下行甚至危机的风险，这对控制失业率极其不利。
新技术重塑工作世界
时代周报：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新闻发言人毛盛勇此前表示，今年就业的形势比较严峻，就业总量的压力、结构性矛盾都存在。你如何看待今年的就业形势？
杨伟国：今年的就业形势严峻是肯定的。虽然劳动年龄人口的规模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但总量压力仍然在较长一段时间里存在。实际上，更大的就业压力主要来自结构性矛盾。
按照劳动经济学的思路，目前，旧的地区性、技能性结构矛盾仍然存在，而且伴随着生活水平的上升和经济结构的变化，还会加强；新的基于岗位特征（高风险、低地位、少收入）的结构性矛盾，再加上基于正式雇佣关系与非正式雇佣关系的结构性矛盾，都会强化就业的结构性矛盾，从而导致就业压力进一步增强。
更高层面的就业压力来自于经济范式的转变，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施瓦布先生称之为“第四次工业革命”，本质上主要是数字技术全面改造经济社会体系，就业领域也不例外。正如早期我们从农业社会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向工业社会雇佣工作方式转变一样，社会可能正在从传统的雇佣方式转向一种更加自由灵活的工作方式。
时代周报：此次疫情催生了新的就业形态，比如共享：西贝的服务员去盒马打工。疫情过去后，这些新职业新岗位是否会继续存在？
杨伟国：当然。人类智能、人工智能、大数据与云计算以及万物互联会重塑工作世界，我们现在的工作状态，五年十年的变化都是面目全非的状态。这是一个趋势：劳动力市场正在发生重大乃至根本的变化，岗位市场、劳动力市场和劳动雇佣关系正在被一种新的工作市场、人力资本市场和人力资本关系所替代。
劳动力市场一个最根本的特征：劳动者是无产阶级，除了劳动之外一无所有。而在当下的数字经济条件下，劳动者会把自身的财产转化为某种程度上的资产。所以，现在的人力资本市场开始走向一个有产阶级的市场。
人力资本市场是个异质性的市场，“数字技术+市场机制”会使所有的人力资本水平得到相应的回报，这就是关于人力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区别。
在工业经济条件下存在两种关系，一是劳动关系，二是雇佣关系，而在数字经济条件下，我把它定义为个体和组织的关系。我认为，将来的人力资本市场和工作市场有可能会被数字技术平台化和共享化：一方面给组织带来灵活性和主动性，另一方面也给个体带来不一样的工作体验。未来的人和组织之间的关系，可能就像连线记者安德森写的《长尾理论》，存在多元关系。这种多元关系，我把它叫做连续论，这不是一种独立的雇佣关系或劳动关系，会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关系，都没有什么冲突的地方，很自然的状态，只不过我们现在要从雇佣关系转到这个层面上来，不太适应。
时代周报：人工智能会不会颠覆传统的工作性质和用工制度？
杨伟国：这取决于人工智能发展的水平。如果人工智能完全超越了人类智能，我们无法判断它的后果。如果人工智能仍在人类智能的掌控之中，中长期是比较乐观的。
从到目前为止的技术发展史来看，技术创新总体上都是“就业友好型”的。显然，在技术转换期，会存在很大的就业波动。在当前这个阶段，我国AI行业创造工作机会的速度加快，规模增大，大规模、快速度地应用于其他行业，并对其他行业的就业工作机会造成巨大冲击，结构性的替代效应强烈。伴随着AI技术的日益成熟，AI技术的应用给其他行业的发展带来规模效应，既直接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同时又间接地促进经济增长进而创造更多工作机会。更重要的是，基于AI技术以及行业应用而衍生的更多新型行业，也开始创造更多工作机会。这次疫情实际上已经让我们更加清晰地看到，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在就业领域产生的深刻影响，不仅扩大就业规模，而且不断创造新的工作机会，更创造出新的工作物种、新的工作方式、新的工作关系、新的协作关系等等。
扩招“既治标又治本”
时代周报：我国农民工总量2.9亿人，其中1.7亿人外出务工；今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874万人，规模创历史新高。在抓好两大重点群体就业方面，如何评价目前政府在出台的相关措施？通过研究生和专升本扩招，能否解决根本问题？
杨伟国：总体上我的判断是非常积极的，从中央到地方都高度关注这两个群体的就业，出台了大量的就业促进和保障措施。到目前为止，农民工的复工情况应该与这些政策出台关系非常密切。至于高校毕业生，国家也出台了大量的政策措施，而且是综合性措施。
这些措施包括：一是各级政府部门陆续出台各类政策，不仅通过税收社保延期减免直接降低用工成本，而且优化行政程序甚至直接提供物资资源的支持帮助企业复工复产——只有生产性活动才能真正解决内生地、可持续地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这是促进高校毕业生的基本保障。
二是专门增加年度岗位需求，容纳更多高校毕业生供给。根据国务院的整体部署，教育部已经明确将重点加大基础教育、基层医疗、社区服务等领域招录；加大政策倾斜，鼓励更多应届毕业生参军入伍；实施好农村教师特岗计划，配合有关部门继续组织实施好大学生村官、三支一扶、西部计划等基层就业项目，鼓励更多高校毕业生面向基层就业；出台优惠政策，鼓励中小微企业吸纳大学生就业。
三是实施高等教育适度扩增计划，减少高校毕业生的供给数量，缓解就业岗位紧张度。国务院已经明确扩大2020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规模和专升本规模。教育部计划扩大硕士研究生招生的规模，比去年可能会增加18.9万；扩大普通高校专升本的规模，同比争取增加32.2万人。通过研究生和专升本扩招不是解决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的全部措施，但它既治标又治本，短期内减少高校毕业生供给，降低就业压力，同时又通过深造学习提升他们的就业能力，为适应将来的劳动力市场做更充分的准备。
时代周报：在一系列“稳就业”政策出台的基础上，还有哪些方面可以加码发力？
杨伟国：我觉得有四点可以考虑：第一，安全快速推进复产复工，确保劳动力精准到岗，稳定就业基本面。复工复产是“稳就业”头等大事，是最稳妥、最重要的、最有效的政策工具。只要能够安全快速推进复工复产，2020年国家就业大局就基本稳定。
第二，加速发展数字平台经济，扩大新增就业空间。在这次疫情中，以美团、滴滴、好大夫等为代表的数字平台，在扩大就业机会、创新工作形态等就业保障方面做出了显著贡献。此前美团宣布启动“春归计划”：以长期就业和灵活就业相结合的方式向全国提供逾20万个工作岗位。根据中国人民大学课题组的研究，不论在工作规模和工作机会增长方面，还是在丰富工作形态与结构方面，数字经济平台都已经成为近十年我国就业领域最突出的现象，必将为新增劳动力创造更大的就业空间。
第三，实施“社会服务就业促进计划”，满足社会性就业需求。国家可以通过设计一个特别的社会服务就业计划，创造一种新的就业机制，这不仅能够解决劳动力供求失配问题，而且能增强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对国情的深刻理。目前，教育部已经部署继续实施“农村教师特岗计划”，继续组织实施大学生村官、三支一扶、西部计划等基层就业项目，鼓励更多应届毕业生参军入伍，鼓励更多高校毕业生面向基层就业等，这些都可纳入“社会服务就业促进计划”中。
第四，促进基于社会保障的新就业形态，增强就业的灵活性与安全性。我们需要通过一种灵活的多元化的劳动者与企业的关系，再加上一种基于工作交易的新社会保障体系，鼓励企业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实现动态的就业稳定和持续的社会保障。
“内生增长模式”有力缓解就业压力
时代周报：有专家认为，应把促进复工复产的短期帮扶措施和稳定制造业比重、提高制造业就业弹性的长期目标结合起来，借机从机制上根本破解中小微企业长期面临的融资难、融资贵。这一想法能实现吗？
杨伟国：理论上说，这个结果毫无疑问是理想的，但现实情况非常复杂。我们怎么才能实现这个目标？市场机制与政策调节如何平衡？就制造业创造就业的能力来看，首先要看的是制造业要素配置的技术经济条件。可以很明确地说，提高制造业的就业弹性几乎不可能，稳定制造业比重与创新制造业结构都基本上不会增加就业弹性，更多的还是要靠扩大制造业的体量。
其次，先进制造业肯定是越来越劳动节约型的，而已有的制造业也不可能再提高就业弹性，所以解决问题的办法应该是增长：扩大制造业规模，但这也不一定意味着比重上升。现在越来越多的劳动者在中小企业就业，而且中小企业相对而言是偏劳动密集型的，因此，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就是促进就业发展。
关于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全球都是如此，这是市场机制决定的。解决的办法之一是新金融服务，如互联网金融，通过大数据实时动态把握企业经营状态、确定融资额，通过降低成本和风险来挖掘融资潜力；二是扩大直接融资。我个人理解，降低中小企业运营成本其实是更直接有效的办法，例如改变税收社保以及劳动用工形式等。
时代周报：中国疫情有所缓解，但全球迎来大爆发，这将对我国接下来的就业形势产生怎样的影响？
杨伟国：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影响是全面的，会导致整个社会发展减缓甚至萎缩，降至基本生存水平。目前全球疫情发展，可能在客观上有助于防疫物资出口，但其总体规模在中国巨量的国际贸易中非常有限。眼下，因为肺炎疫情导致的全球股市暴跌、石油价格暴跌等都会带来非常大的负面冲击，对全球经济增长构成非常严峻的挑战。需要密切关注这种形势的持续发展对我国经济与就业带来的重大风险。
但是，我个人判断，我国经济的“内生增长模式”正在形成，一方面我国经济与全球经济保持密切的联系，另一方面，我们也正在形成经济发展自身的独立性，这将有力地缓解国际疫情与经济下行对我国经济增长和就业发展带来的冲击。对于我国来说，现阶段的关键是在政策把握上。既要研判疫情与经济发展的状况，快速出手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又要从长远、战略出发考虑这些政策的长期效果，特别是哪些政策应该转变成长期政策？例如税收社保的水平与结构。
（时代周报记者 谢江珊）
作者介绍：杨伟国，中国人民大学党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劳动人事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劳动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研究会副会长，专注就业理论与政策、人力资本服务、数字经济与工作市场、国际劳动与雇佣制度等领域教学研究与决策咨询，发表《转型中的中国就业政策》《劳动力市场政策评估国际手册》等著作、教材及论文等超百部（篇），曾获国家级、北京市优秀教学成果奖、宝钢优秀教师奖等。
原文链接：
[时代周报]人大劳动人事学院院长杨伟国： 加速发展数字平台经济，扩大新增就业空间
